敦煌壁画中的牛耕图像

  艺术随着人类的文明产生而产生,它是人类文明活动的展现,也是人类对美的认知与追求。在生活方式极其简单,社会的组成方式比较粗糙的远古时代,人们生活的地方就已经出现了动物绘画,动物绘画中“牛的形象”也是一直陪伴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伙伴。

  旧石器时代,地中海沿岸各地和欧亚大陆及非洲少数地区发现有大量古代艺术品的遗存,尤其是在法国拉斯科洞窟与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公元前12000年)地区,那些刻画在洞窟岩石表面的动物形象出于某种仪式或者是神奇意义的出现,为我们探索人类祖先的生活与信仰提供了宝贵依据。同样,敦煌壁画中所蕴藏的大量鲜活的牛的图像与社会文化因素,也是保留在文物考古图像中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的实物资料,可与传世文献相互参照比较,为丰富我们的观察视野提供更多的细节。

  敦煌石窟艺术作为保存千余年的古代宗教绘画遗存,是与印度、西域、中原和本土文化不断融合、演变、发展成极具宗教色彩的敦煌装饰系统与图案样式。

  敦煌壁画中留下来许多不同艺术风格的“牛”的形象。如莫高窟360窟中唐的“白牛”,莫高窟249窟西魏“受惊的野牛”形象洒脱、矫健、动感十足,莫高窟第61窟“黄道十二宫”,绘在炽盛光佛东侧金牛宫中的金牛缓缓踱步;莫高窟148窟盛唐“报恩经变·恶友品”本生的故事中,一群牛围护着被抢走摩尼宝珠并被刺瞎双眼卧地的善友太子,牛王用舌尖舔舐善友太子的眼睛并将刺舔出。榆林16窟五代“狮子搏斗”舍利弗幻化成一头雄狮,欲降服由劳度叉幻化而来的壮牛。当然敦煌壁画中“牛”更多呈现在寄托民众美好向往的“牛耕”图中。榆林窟第25窟中唐、莫高窟11窟盛唐、154窟中唐、85窟晚唐均出现的“二牛抬杠”图像以及9窟晚唐的“牛拉车”图像。

  “牛耕图”的大量出现植根于我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丰厚沃土,牛与中华先民历代社会生活、信仰崇拜密切相关。它是物质创造和艺术活动的客观记述,也是游牧与农耕文化交融的见证。《广阳杂记》载:“地辟于丑,而牛则辟地之物也,故丑属牛。”所谓辟地,就是耕地。从春秋战国开始,随着农业工具和耕种技术的改进,农业经济发展有了新的面貌。

  汉代“重农抑商”政策与铁犁的逐步推广,奠定了中国农业经济道路的基础。正如《齐民要术》所说:“欲善其事,先利其器”。远至封建社会,近至当今生活,牛都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役畜,勤勉耕耘,助臂农事。牛耕作为农业种植活动的第一步工具的进步不断推动农业技术的革新,壁画中呈现着曹魏时期的“二牛抬杠”逐渐演变到西晋的“一牛一犁”形式,也负载着农耕文化的题材源远流长。

  与敦煌石窟处于同一文化圈的河西走廊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墓中也遗存有诸多的“牛耕”图像。壁画中“牛耕”图像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早期“牛的形象”艺术风格质朴与简洁,线条张弛有度并且富有节奏感,注重整体的绘画气氛烘托,用赭红线勾出轮廓后在轮廓线内平涂,但有意露出一些底色。随着西域风格与中原文化进一步融合,艺术表达方式趋向夸张,从整体动势入手,几笔线条十分逼真勾勒出牛的结构、比例、神态和表情,从前后躯体动势的形状进行流畅感的熟练的表现。凹凸晕染法是中期色彩运用的一个重要手法。

  晚期“牛的形态”趋于写实且平面化,色彩的运用提升壁画的层次感和空间感,这种色彩上的差异体现出壁画内容的完整性,色彩的区分和线条的组合传递着故事的氛围。对牛面部特征进行了细致的描绘,牛身的姿态与动势强调出牛肌肉的发达以及姿态的矫健。

  汉武帝击败匈奴设立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交融之地。河西与中原交流的畅通加强了域外贸易的往来,河西担任传递和保存中原文化的重任。在敦煌莫高窟营建之初与河西魏晋壁画墓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大量移民的涌入,汉族先进的农业技术改变少数民族单纯的游牧生活,以至“家家富足,仓库盈溢”。

  中原汉作农业与通往西域咽喉之地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生发了农耕文明的融合,在农业文明与生态的关系中引导了跨区域的文明推进。敦煌石窟中“牛耕”形象的出现见证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多元文化格局与文明交流共鉴,移民文化的融合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的绿洲农耕文化为丝绸之路的辉煌留下了历史的印迹。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冯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