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山村——桂行创山水画

      桂行创，1965年生于河南罗山，供职于河南省书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文化部中国画学会理事，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 人才，首批享受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贴的专业人员，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特聘教授 。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盛世青绿” 山水画名家工作访问学者。

      作品先后入选第九、十、十一届全国美展，第一、二、三届全国画院双年展；2008年参加全国政协主办的“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河南十人作品展”。作品《积翠重苍》获中国美协主办的“跨世纪暨建国50周年全国山水画大展”金奖；《苍翠豫南》获中国美协主办的“中国画三百家美展”铜奖；《苍翠大别山》获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主办的“第九届全国美展”优秀奖；《淮源素秋》获文化部主办的“第三届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最佳作品奖；《平安寨》获中国美协主办的2008年“首届中国画线描艺术作品展”最佳作品奖；2000年作品《积翠重苍》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并入选“1900-2000百年中国画展”； 应邀参加一至四届“当代中国画学习论坛” ；2011年应邀为首都京西宾馆会议室创作巨幅山水作品《江山无尘图》。2012年受中国画学会之邀赴鄂尔多斯参与二百米山水画长卷《黄河万里颂》创作活动。2013年在河南博物院举办个展“轻风故园·桂行创山水画作品展” 。

《南湾湖月色》180×96cm

 轻风故园·序

      （文/孙明道）行创写过一篇随笔，标题是《总想到山里写写生》。文章开头说：“在城里住久了，总想到山里写写生。亲近大自然的想法常在心中涌动并日渐强烈。五一长假，我带着激情走进豫南大别山。”

      那时，行创还在省美术家协会坐班，难得有个自由时间。五一一到，他就带着工具和激情进了山，一边画，还一边写。假日结束，他带回一本写生册页，和半本采风日记。对这个收获他很满意，就展示给我看。那本册页共有十二页，行创画了十一页，还剩下一页空白，于是我就乘兴写了一段跋。

《独向毫端窥秘趣》138×69cm

      我的题跋留在行创的册页上已有八年之久，我也早就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如今，行创的作品集即将出版，行创把书稿及相关文案寄给我，希望我写几句话，于是我得以读到行创这篇随笔，得以重温那段文字，也得以回忆起和行创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时光。行创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

      “我这次到豫南山中，虽只有短短几天，使我又一次感悟了久违的鲜活，如果说以前的写生是生活中化解案头上学习的传统笔墨和经营，那么这次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万类性情’，学会用心和自然交流并抉微择要，为我所用。特别是与山中人的交流，他们的朴素和毫不掩饰的热情与那山那水一样厚重、清淳。我除了收获一本厚厚的册页，还收获了一段美好的心情。到家之后迫不及待地将册页展与朋友共赏。孙明道先生阅之既久，欣然题跋：‘二〇〇五年五一节，行创入山写生，得山中真景十有一帧，余展玩既久，跋于其后，凑为十二焉。昔董玄宰行舟览吴江形胜，作秋兴八景册，虽咫尺小幅而丘壑磊落，或在其广幅巨幛之上，盖景能生情，情通境也，行创此册亦荒溪池塘、野竹村树，山间寻常小景，然情致满纸，孰有生意，余读行创采风日记，知其一草一水，皆情所系。斯写生之妙也。”

《烟雨豫南》138×69cm

      豫南山中有行创的故园。很多年前，我正是在那里和行创认识的，那时，他还在县文化馆工作。他们那个县以产茶叶和出文人著名。在认识行创之前，我就和他们县籍的几位人士往来，“时俱少年，仰俯慕古人”！

《忆写黄柏山》138×69cm

      那里的山水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曾经画过一幅那里的云山，并题有二十字：“纸上米家山，尽是老秃头。向也不在意，不在信阳州。”“老秃头”三字借用了行创一位乡前贤的发明。我那时躲在行创故园山上一家宾馆里读《大复集》，这三个字来时把我吓了一跳，回想起来可谓惊心动魄。我于是知道，后世以雅逸为尚的江南文人，何以不敢轻以“北人粗豪”四字妄加大复。何大复的艺术感觉，实得故乡豫南山川之助。我认识行创后，有幸目睹了他的艺术蒸蒸日上，也有幸目睹了他家乡同辈画家的不断涌现。他们得山川之助，也得其乡党前贤的文化之助。

《故园旧时光》138×69cm

      县城一般是乡土文学发生的场域，对我来说，那里总是充满烟云一般的幻想。几位荒疏的文人，在繁华的街市与幽深的巷子里，演绎着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故事，缠绵、哀怨。这种气质，在都市化的大中国，非常迷人。行创和他那些居住在县城里的画友，同样也在演绎这样的故事，只不过他们稍微转换了角色。我第一次去那里采访，就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文化气氛。每个人的家里都养着水仙，摆放着青花、三彩。放水仙的几案后面，悬挂着当地已故名家的画作。他们在言谈中传颂着这些名家的逸闻趣事，透露出对乡前辈的尊重、情意，并自觉把自己纳入这个传统之中，恬和、淡然，但有所坚持。我想，这种习惯的养成对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它培养了对传统、对师友、对艺术的情感、立场和态度。

《豫南雪晴图》138×69cm

      行创把即将出版的这个作品集定名为《轻风故园》，或许反映了他对某种已逝东西的向往。八年前在随笔《总想到山里写写生》中，行创只是说：“在城里住久了，总想到山里写写生。”他去的豫南山区，就是他今天所谓的“故园”，但那时他只是称之为“山里”，没有现在这样的“家山”认同。翻看他的作品集，我们也会看到这种微妙的变化。他的作品虽然一如既往地表现豫南山区，表现大别山，但早期的作品似乎更偏重“山”，而今则偏重“家”了。譬如，《苍翠大别山》之类，把山水当做山水来画，可谓“展现眼界”。而现在的一些山水画，则投入了更多的童年回忆，可谓“抒发情怀”。

《村头静悄悄》69×69cm

       故园，是时间和立场移易之后才会产生的概念、情感，乃至文化。如李白的故园之情，须在洛城的春风中因玉笛飞声而起；崔颢的乡关之情，须在汉阳晴川的日暮之时而生；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张宗子的陶庵梦忆，则是江山易色、家国不再之后的故园回望。行创出山多年，久居都市，如今少年已去，青涩渐远，而华发暗生，时间和空间都催促他回望家山。

《英格兰北约克郡海湾小镇惠特比》69×36cm

      董其昌喜欢用“出山”、“还山”二词描述他在“故园”与“长安”之间的时间与空间切换。35岁时他到京城“读中秘书”，空间立场的转换帮助他建立故园的概念和审美，所谓“金门多暇，梦想家山”，十年后他回到家乡，又拥有了一个观察的视角，所谓“还山以来，不复有朝市梦”。再后来是“出春明二十四年，再召还朝”，接着又是“深自引远”，然后又是再入“都门”。如果没有“出山”、“还山”的空间立场转换，董其昌的艺术恐怕不会比他所受请益的顾正谊、莫是龙更高，顶多也就是李流芳的水平。在《燕吴八景》册中，我们看到了“出山”之后董其昌对“故园”的一往情深。所以，有个“故园”回望，对艺术家来说是多么幸运和重要啊。

《忆写莲塘》69×36cm

      豫南山区作为桂行创山水画中的“故园”，因此具有了写生的形式意义和文化的情感意义。在“轻风”的吹拂下，他的“故园”更别具一层深情的审美意义。

      从宋代以来，写生的形式意义逐渐被人认识。在理学的启发下，大自然不仅启发着丰富的感性世界，更启发着纯粹的理性判断。山水不仅感动着心灵，也催发着智慧。这种感性与理性的杂糅，以及精神与形式的融合，很难被西方人理解。所以，当诗意在绘画中得以完美呈现后，表面的感性的诗意追求便迅速转换为内在的理性的形式安排。作为后发的绘画艺术，似乎也要追踪先秦哲学经典中某种简约的理性判断。正是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下，董其昌才这样说：“画家当以天地为师，又以古人为师，故有天闲万马。今困坐斗室，无惊心动目之观，安能与古人抗衡也。”所以，当他从钟贾山阴望平原村时，一种湖天空阔之势感动了他，他亟枯笔为图。如果没有闽中、楚中、燕都的壮游，以及对江南诸山的广泛游历，如果没有洞庭、湘江、南徐奇云的启发，董其昌的艺术恐怕也不会比仇英的成就更高，他也不可能做出“与古人抗衡”的成绩。从元代之后，文人画中的诗意审美，已经转化为形式探索，从而推动中国画在风格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在现代化的中国，风格更是判断艺术家成绩的依据。在风格化的道路上创造风格，从而使中国画的发展成为有迹可循的历史。如董其昌所说，中国画的风格绝对不是“闲坐斗室”的简单的以古人为师，而必须到大自然之中，感受天地的启发。从这层意义上看，桂行创的“故园”作为他的“创作基地”不仅给予他艺术感悟、情感寄托，更给予他形式和风格的启发。他早期作品，譬如《苍翠大别山》等，以小斧劈形成的独特形式，即有得于大别山苍茫气势的启发。

《英格兰北约克郡海湾小镇惠特比》69×36cm

      多年前，行创迁居省城，我曾在黄毛边纸上抄录一首拙诗送他：“西北有好峰，棱棱少人行。每到崔嵬处，古今同一冷。”行创竟付装池，悬挂在他新居的墙壁上很久。行创是我在省城的好朋友，那些年，我们无忧无虑，常常郊游，任意东西，集不请之友，与朝云暮！如今天各一方，虽然通信、交通都很方便，但见上一面，也非易事。前几天他来京创作，匆匆打个电话：“创作很忙，就不打扰了！”同样，行创约我去他的“故园”写生，尽管很想去，可是还是和他一样说了：“很忙！”如今，省城以及过去的生活也成了我的“故园”，我怅惘在那里，如同行创怅惘他的家山。

（本文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杂志副编审、美术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