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四家”的江湖余生：隐居于市井之中，以帮人算命或经商为生

作者：微社区时间：2021/3/14 21:24:17 热度：617

　　做个元朝的画家，其实蛮憋屈的。既然怀才不遇，只好自求解脱。所以元人所追求的艺术风格，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高逸”和“脱俗”。

　　首先厘清一个概念，“元四家”是指谁？

　　有两个版本：一是指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四人（见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二是指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人（见明代董其昌《容台别集·画旨》）。第二个版本之所以更具权威性，我想，和董其昌在画史和理论方面的地位有关。当然还有“元六家”的说法，即赵孟頫、高克恭、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六人，但流传并不太广。

　　做个元朝的画家，其实蛮憋屈的。

　　从当时的大环境来讲，由于元朝取消了科举制度，等于断了天下读书人求取功名的晋升之路，虽然元仁宗时又开始试行，但录取名额极少，汉人几乎沾不上边；而且元朝不像宋朝那样设立国家画院，给予体制内的扶持。这就使得画家们不论水平高低、文人还是画工，身份都是民间画师。元朝还有一件做得非常愚蠢的事，即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把人分成高低贵贱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域或欧洲人）地位居高，南人、汉人身份卑下。这对于爱面子的读书人而言，就不是一般的失落了，而是一种人格的屈辱和尊严的丧失。

元倪瓒渔庄秋霁图轴纸本水墨 96.1cm×46.1cm 上海博物馆藏

　　于是，在汉人知识阶层中，就有三种不同的人生取向，就拿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大画家来举例吧：一、选择放下身段，服从现实，和元朝合作。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要数赵孟頫，多年经营，在元朝位极人臣，享尽荣华富贵。虽然他是宋太祖11世孙，正统的前朝皇家血脉，但面对改朝换代，只能屈从。二、坚守气节，孤洁高标，终身隐居，比如吴镇，既不愿做官，在艺术上也不愿迎合世俗的审美要求，所以画也卖不好，但为了找饭辙，只能卖卜为生。三、先仕后隐，江湖余生，比如黄公望，当个小吏，还曾被牵扯入狱，后放弃仕途，四处漂泊，一度也靠卖卜度日。

　　这三类人，虽可谓人各有志，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精神苦闷，即便如赵孟頫这样“官居一品、被遇五朝”的大员，也是“富贵已极，痛苦已极”，常为出仕而后悔，却也达不到拂袖而去、舍弃富贵的开悟境界。不过，在赵孟頫纠结的内心中，所向往的仍然是庄子、陶潜那般隐逸山林的志趣，所以他经常绘制陶渊明诗意图，以表达自己的倾慕、无奈和向往。甚至也时常屈尊去拜访那些抱节自隐的前朝遗民，即便遭到这些人的嘲讽和冷遇，非但不计较，还写诗赞美他们。我以为，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赵孟頫毕竟是朝廷重臣，能如此谦卑，说明心存愧疚、态度真诚。

　　在外族歧视下生活的元朝文人画家，和宋代文人的境遇完全不同。宋代文人“进退亦忧”，是有国可忧；而元代士人“辱于夷狄之变”，是无根之萍。所以，对于社会现实，那种内心的隔膜和疏离感十分强烈；于是，既不能融入主流社会，便只能寻求归隐一途。元朝的隐逸之风很盛，是文人士子们所代表的一种社会群体性的对现实功利的规避。比如，倪瓒卖掉田产，浪迹太湖三泖竟达20余年。他不仅自己隐逸，甚至常劝一些做了官的朋友隐逸：“不将身作系官奴”，要“今日江湖重聚首”，这其中，大画家、小官员王蒙也是被劝者之一。可惜王蒙终究没有倪瓒通透，最后在明初受胡惟庸案牵累，死于狱中。

　　既然怀才不遇，只好自求解脱。所以元人所追求的艺术风格，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高逸”和“脱俗”——取消科举取士，起初可能会令读书人沮丧，但时间一长，他们的心态反倒放松了，写诗画画的闲情逸致也就多了；不开设画院（元代没有沿袭宋代画院旧制，只设“秘书监”，部分起着皇家画院的作用），风格样式也就解放了，“院体”也就不存在了。画家不必为进画院而受秾丽工整画风的约束，自可按照自己的心性和审美品位作画，不是更自由了？还有，不是把人分成四等吗？那就甭理他，咱们自组朋友圈，自己玩儿！兴致上来时甚至想唱一句：“我的柔情（笔墨情趣）你永远不懂”。

　　有趣的是，元代以前的隐士一般都喜欢隐于山林，追求纯粹的“世外之隐”；而元代画家却大多居于市井之中，实可谓“大隐隐于市”。他们在艺术上追求“脱俗”，却天天与世俗打交道；他们蓬头垢面处于社会底层，却有一腔啸傲的诗怀和高妙的笔墨。元四家作为当时的高士或处士，本应与社会时流有所乖离，但在当年，“元四家”其实和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并无社会阶层上的差别，除赵孟頫外，他们几乎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小人物”。比如黄公望、吴镇二人就是帮人算命或看风水的；倪瓒家族经商算是成功的，但有时他也免不了忍气吞声四处求人；王蒙是赵孟頫外孙，虽然富贵出身，自己也很留恋前朝门第的余晖，无奈时过境迁，到中年时，他还当过一阵小吏，却并无实权，只是闲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