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不够健全 有偿艺术批评难免

　　日前，艺术家吴味的一篇评论文章《“坐台批评”体制的恶果——评段君与韩啸纠纷》，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分析了批评家段君对艺术家韩啸作品评价前后的差异性而导致的矛盾，也让业界内外再次聚焦于批评家王南溟提出的“坐台批评”一词。那么，究竟“坐台批评”之说是否成立？缺乏“独立批评的制度配置”、民间独立公共艺术基金尚未普遍存在，是否是导致国内艺术批评不够独立的“罪魁祸首”？几位知名批评家表达了他们各自的看法。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江粤军

　　本版图文无关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批评家 刘骁纯——

　　机制不是核心 自律才是根本

　　任何争论，首先要厘清的就是逻辑顺序问题，否则只能是越争越热却越混乱。有批评家认为“独立批评的制度配置”的缺失，导致了“坐台批评”横行。在我看来，艺术批评和其他任何文化事业一样，无论古今中外，核心问题都是人自身的问题，简言之，优秀的批评家依赖的是自身的定力，否则永远难以立起来。至于批评家写稿、出席研讨会收费，很合理，没什么好争论的。

　　业内人士都知道，国外的独立批评家有各种收费渠道：一是报纸杂志有独立撰稿人，他们的稿费非常高，这样就养了一批独立批评家；二是国外有很多独立公共艺术基金，批评家想做什么研究，可以申请基金支持。如果艺术基金认为批评家的研究方向有意义，就会给予支持，而且非常彻底，一笔钱打给批评家之后就不会进行干涉。因此，国外的批评家不向艺术家收钱。

　　但在中国，情况不一样。因此，1992年的广州三年展之后，我就发起制定了批评家写文章要向艺术家收费的《批评家公约》。那时候定的收费标准很低，就几百元钱，也有的批评家在此基础上立了自己的规矩，要艺术家交一张作品，并付稿酬。这样执行了一段时间以后，艺术家还是普遍接受的。虽然对此一直存在着或“左”或“右”两方面的批评声音，但不少批评家置之不理，认为收费是必须的。

　　当然，向艺术家要润笔费，软化批评是必定的，但也不至于必然走向反面。从古至今，真正能够坚持住的文化人，靠的都是自身的内在力量。批评家也一样，有的很软，有的很硬。任何时候肯定都会有批评家不受金钱的影响，做出自己独立而有价值的判断。他们对看不上眼的作品，给多少钱也不可能写赞美文章，更不会到研讨会上“坐台”。因此，最重要的在于批评家个人，不在于报酬由谁来支付。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云：“文字润笔，自晋代以来有之，至唐始盛。”据说韩愈当时写墓志铭等，所受钱财都可以购买庄园了。他不是照样流芳千古，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

　　如果有真正独立的民间艺术批评基金出现自然是好事。但在中国目前的艺术生态中，寄希望于此是不现实的，何况一旦民间基金成立，牵涉各方面利益，就必定会保护和支持独立批评吗？

　　这些年来，由于艺术市场环境好，有的艺术家会出大价钱让批评家“坐台”，也确实有不少批评活动没有独立的学术价值，纯粹是帮助市场运作。批评这样的风气是对的，但逻辑关系我们必须理顺——批评家的定力才是批评自律之本。而任何时代，有定力的人都是少数；真正能为历史所记取的，也必然是这样一些有定力的人。

　　西安美术学院教授、批评家 彭德——

　　“坐台批评”有挖苦之嫌

　　只批评不赞美也很荒谬

　　“坐台批评”是挖苦美术批评家有偿出席艺术家研讨会的行为，这种讽刺很笼统。各个领域的学者参加学术会或做讲座，都是坐在台上发言，也都是有偿的。为什么他们的“坐台”收费理所当然，批评家就该挨批呢？有的批评家拿了钱，在台上无原则地吹捧，那属于道德问题，这种情况可以直接揭露和抨击。

　　美术批评家保持批评的独立，有两个前提：一是要有艺术基金会，要么由国家设立，要么由民间的艺术受惠者设立，包括拍卖行、画廊、大收藏家、艺术经纪人和获得丰厚收入的艺术家等。不少艺术家的作品动辄卖出数十万、数百万元高价，他们收入的一小部分有理由反馈美术界；二是国家和民营媒体大幅度提高批评家的稿酬。否则，批评家没钱自由购买相关书籍，没钱到国内外参加重要的美术活动，那么他的视野就变得狭隘，思想很容易滞后，以致无法展开批评。

　　由艺术基金会组织某个研讨会，艺术家不在场，批评家自由地发表意见，评议其在当代艺坛和艺术史上的价值，这是最好的方式，但在中国目前的艺术生态中，民间独立的艺术基金极少，稿酬也远远低于欧美甚至亚洲一些国家。因此，批评家不得不依靠润笔费和口头发言的出场费来维持生存。中国美术批评家大都是体制内的学者，近两年国家发给的最高年薪明显提高，但不到七万。由于不少艺术家获利丰厚，一件作品就超过一位学者一生的收入，因此出现了很多由艺术家出钱、批评家给他评议的研讨会。这种研讨会确实是考验批评家良知和艺术家学术宽容度的试金石。

　　美术批评既包括狭义的指责，也包括广义的赞美。批评家正面肯定一位艺术家的优点，不谈缺点，也无可厚非。艺术家邀请批评家出席展览，通常是希望获得对方认可。所以，一些个展研讨会听到的是赞扬之声，也可以理解；狭义的批评则往往是不打照面的批评，在个展研讨会公开否定甚至彻底否定该艺术家的创作，多数批评家不会这样做。绝大多数批评家都不是见钱眼开的角色，否则他们不会从事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在鱼龙混杂的当代中国美术界，狭义的批评非常重要，需要大力提倡，但如果有人认为所有的艺术批评都不准赞美，只准指责，就很荒谬了。

　　深圳雕塑院院长、批评家 孙振华——

　　批评传统的缺失

　　才是深层次原因

　　“坐台批评”是一种很恶俗的说法，严格地界定，其实指的是商业批评。但商业批评与独立批评比起来，在道德上就一定处于劣势吗？未必。在我看来，中国艺术批评的深层次问题，更多地关乎我们的批评文化传统。

　　所谓商业批评，指的是一些艺术机构、画廊做一些和艺术市场有关的活动，邀请批评家出席研讨会、写文章，这种商业批评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通行的；所谓独立批评指学术刊物或报纸媒体，不以商业为目的，采用付稿酬的形式让批评家写文章评论艺术现象或艺术家的创作。

　　虽然商业批评与艺术市场相关，但关键是看批评家怎样展开批评——是否讲批评伦理，是否坚持学术标准，说到底，商业批评也可以是很职业的批评。同时，独立批评也不能绝对化，认为其一定就是高质量的。一个刊物、机构、媒体，往往也有自己的倾向性，独立批评家也可能被收买。而且商业批评和独立批评之间的严格划分能否成立，仍然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因此，不能说独立批评相对于商业批评就有一种天生的道德优势。至于“坐台批评”这样的说法，更是一种对批评家群体的污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批评家通过批评来养活自己，有何不可？认为从事文化、从事批评就该跟钱不挂钩，其实是很陈腐的观点。至于民间独立艺术基金的支持，说到底也仍然是钱的问题，拿了基金的钱，就能保证批评家一定是客观、公正、准确的吗？

　　因此，与其从外在寻找原因，不如反观我们的批评传统自身。中国文化中向来不倡导下属批评上级、晚辈批评长辈，可以说，我们的批评传统是缺失的。古代的诗学、画学，也都倾向于多栽花少种刺。要改变这种状况，形成一种批评风气，恐怕更多依赖于文明素质的养成。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批评家 俞可——

　　批评声音少 并非就失效

　　虽然现在的研讨会中，批评的声音的确比较少，但并非说一个研讨会批评的声音多就是成功的，批评的声音少就是失效的。而从批评家自身的角度看，虽然要挣钱养家糊口，但大家肯定不是只冲着钱去出席活动的，所以，我不太赞成“坐台批评”这样的说法。

　　由于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参照物往往是想象中的西方。因此，每个人通常会悬置一个理想，在朝着理想化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批评家积极发现问题、缺点，无疑是对的。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中国当代艺术用了二三十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艺术上百年的历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善整个艺术生态，面临很多困境。批评家更多地去发现好的一面，其实也有道理。

　　而且，当代艺术实验更多地提供给我们一个未来空间，不像古典艺术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标准——解剖学、透视学、色彩等，批评家采用起来有据可依。因此，有的人依据批评家没有对艺术家进行“鞭打”，没有揭露他们“装神弄鬼”的作品，就认定批评家有问题，其实也偏颇了。在法国，上世纪90年代，当大家谈论何为艺术的时候，也争论过当代艺术究竟是艺术还是骗术的问题。

　　另外，企图用一种理想化的机制，譬如民间独立公共艺术基金去荡涤种种问题，未免太宏大了，不如回到现实，有针对性地一个个解决问题，可能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