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对都市化的介入

　　都市生活的大量刺激使人的压力增加，以冷漠、疲倦、无聊等为特征的典型的心理状态已成为“都市病”的“症候”，并不断地渗透到艺术创作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飞速的城市化进程。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殊性（非城市人口基数巨大、城市化起点低而速度快、城市化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等）导致中国的城市化显示出人类历史上鲜有的复杂性。对城市化进程和都市文化的关注也因此成为当代文艺的一大主题。

　　艺术中对都市问题的关注往往采用再现的方式，或是对都市建筑（或城市风景）的再现，或是对都市中的人（或自我）的再现。在再现中，艺术家扮演的是“旁观者”的角色，像是本雅明笔下的“艺术闲人”，带着距离静观城市的重重幻觉（Wunschbilder）；但与本雅明所谓的艺术闲人不同，中国当代的都市艺术家不满足于戴着审美的眼镜安然对待都市生活，而是常常以精英的身份表达着对城市变迁中个人生存状态的忧思。

　　本文将从都市空间和都市人的角度对当代艺术中的都市景观进行粗略的探索，进而探讨当代都市艺术更深入地介入社会的可能性。

　　都市建筑

　　中国三十年以来的城市化过程，是追求一体化的现代主义和追求个性化的后现代主义交织、混杂的过程，其结果是造就了两极化的城市景观：一方面，毫无个性的办公楼和住宅小区遍布全国，以极高的效率机械复制出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镇；理性的功能分区和房地产商业开发的策略改变了城市的布局，白天车水马龙的CBD到了夜晚则恍若鬼城，而郊区化的居住区则因缺少便利的商业服务而显得冷清；另一方面，大小城市、乡镇纷纷涌现出体量巨大、造型夸张的各种“标志性建筑”，这些带有权力美学印记的后现代建筑物在其周围现实环境的映衬下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

　　在曾力的摄影作品“北京照片”系列中，镜头对准普通百姓日常的居住空间的有《莲花小区》和《蒲黄榆二里3号》，前者是1990年代末的建筑，后者是1980年代末的建筑，虽然新旧有别，但都是无个性的现代主义住宅建筑。照片中“人”的缺席与此类建筑暗含的“去个性化”思想相呼应。“去人化”的建筑物仿佛散场后的舞台布景，“观众可以想象任何可能发生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荒诞的、戏剧的、悲剧的，所有这些又都仿佛顷刻间烟消云散，留下的是这个城市的无表情外观”（蔡萌，《景观摄影：中国当代摄影的一种类型》）。而这一系列中的《朝外SOHO》则显示了理性主义功能分区的后果——夜晚荒凉的CBD办公区，同样有舞台布景的效果。

　　线云强的摄影作品《天下——世界最大体量的铜钱》展示了所谓的后现代建筑。“世界最大”的口号体现着浪漫主义的权力美学；照片中那座沈阳的“铜钱楼”则被网友评选为“中国各城市最丑的楼”之一（同样入选“中国各城市最丑的楼”的还有北京的盘古大厦、“福禄寿”天子酒店，等等）。航拍的全景令观者产生恐高症般的眩晕感。巨大的铜钱状建筑矗立在天地间，像一座傲视万物的金钱纪念碑，宣告着后都市文化中的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胜利。

　　在最近的两个展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景观·静观——中国当代摄影专题展”和第三届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中，杨铁军和白小刺分别在作品系列“政府大楼”和“公共建筑”中用镜头记录了市、县、乡镇的政府大楼。这些往往与政绩工程和腐败工程联系在一起的公权力建筑的典型外观是宽阔的大广场尽头的白色大楼，有的看起来酷似人民大会堂（杨铁军，《政府大楼——光山县》），有的甚至模仿白宫（白小刺，《公共建筑——阜阳市政府大楼》，它们似乎体现着地方对都市化的一类追求；同时，这些体现着“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在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过程所呈现出的‘奇思妙想’”（蔡萌，《景观摄影：中国当代摄影的一种类型》）的建筑物仿佛天外来客般地和周围的本地景观格格不入，充满超现实主义的梦幻感，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幻觉效应”。

　　都市人格

　　在都市化发展的同时，“城市变得越来越面目模糊、难辨”，“普通老百姓对城市越来越加深了疏远感”（巫鸿，《废墟、碎片化以及中国现代与后现代》，《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都市中人的生存和心理状态问题是学界、文艺界长久探讨的一个主题。

　　城市社会学家沃思（LouisWirth）认为，“城市性”是生活方式的一种，此种生活方式下的市民维系着一种不同于乡村“初级团体”的“次级”人际关系，其特点是分割的、短暂的，并带有功利主义的印记，此关系下形成丧失了完整性的“城市人格”。德国历史学家兰普雷克特（KarlLamprecht）指出，对刺激的易感受性是从美国舶来的大都市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并把城市称为“刺激文化（KulturderReizbarkeit）的传声筒”，“无休止的匆忙、发动机的汽笛声、有轨电车的叮当声、潮水般不断涌来的邮件和报刊上攻击性的消息以及伴随着越来越轻率的人际交往而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激发了人们想要逃离眼下这种奴役生活的愿望。”类似刺激文化的观点也见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世界都市意味着世界主义取代了‘故乡’，冷酷的务实取代了对传统和对时代的尊敬”，居住在石头屋子里的“人们的服装，甚至面孔，都必须适应这种石头的背景。白天，街道的交通充斥着奇异的色彩和音响，夜晚，灯光胜过月亮的光亮”，“从此以后，任何高尚的生活理想基本都变成了金钱的问题。”而在《大都市和精神生活》中，社会学家西姆尔（GeorgSimmel）指出，生活在“金钱经济”中的都市居民在面对城市生活的刺激性时，为了确保自己的心理健康而启用了一套对抗机制（Reizschulz），即用“冷漠”、“厌倦”的态度来避免对刺激作出相应的情感反应。在此类观点的基础上，戈夫曼（ErvingGoffman）发展出了他的戏剧理论，认为城市生活中的人际传播过程就是人们扮演一个非自然的“自我”角色的过程。

　　总之，城市中的人由于其角色的分割（伊夫·格拉夫梅耶尔在《城市社会学》一书中称“城市居民处在多种归属之中，其中每一种归属都给予他特定的角色，并且只涉及其自身的一个特殊范围”），而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人格特征。都市生活的大量刺激使人的压力增加，从而不得不启用特殊的心理对抗机制，即厌倦心理。这种以冷漠、疲倦、无聊等为特征的典型的心理状态已成为“都市病”的“症候”，并不断地渗透到艺术创作中。

　　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新生代”的艺术家如刘晓东、喻红、赵半狄、展望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描绘剥离了深刻意义的平凡琐事和街头巷尾的平常景观，可作“心理对抗机制”的反映。而玩世写实主义和艳俗艺术则折射出都市生活的“刺激文化”特征。

　　在对都市中人的生存与心理状态的进行旁观与再现的作品中，于洋在2009年创作的摄影和影像作品《七天七夜》和十多年前李孝萱的“都市水墨”作品《大轿车》（1995）选择了同样的主题——拥挤的公交车。于洋的作品中，印在公交车身上的语句——“我们走七天七夜就可以到金子铺路的地方”是意味深长的点睛之笔：其一，这句话恰恰符合菲什曼说的“使用时间来作为距离的衡量”的都市生活特征；其二，中国的城市化之路伴随着的大批从农村涌入城市、从小城市涌入大城市的追求“中国梦”的人，而那“走七天七夜就可以到”的“金子铺路的地方”，车上的乘客又岂止为之奔波了七天七夜呢？此情此景，令人想到罗杰·沃尔丁格（RogerWaldinger）1996年的书名：仍是希望之城吗？（StillthePromisedCity?）而无论是在《大轿车》还是在《七天七夜》中公车乘客那木然、疲惫的表情上，我们都找不到答案。

　　景观背后的第三种可能

　　上文中提到，无论是对都市空间的再现还是对都市中的人的再现，都是带着距离的旁观或者静观。接下来，本文将探讨都市艺术的第三种可能性：介入。

　　在都市化进程中，矛盾的焦点之一就是旧城更新带来的非自愿迁移——拆迁。对于强制拆迁带来的无奈感，展望在1994年的《废墟清洗计划》中通过对拆迁中的房屋的“修复”行为进行了表达。同样以拆迁为主题的当代艺术作品还包括张大力的《拆》、王劲松的《百拆图》、尹秀珍的《废都》，等等。这些艺术作品表达了艺术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介入的愿望，但本文认为，无论是上文提到的对都市建筑、都市人格的再现，还是以上这些关注拆迁问题的艺术作品，都尚未触及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深层问题。

　　通过对美国城市化进程的研究，雷布金斯基（WitoldRybczynski）指出，美国城市化的进程与其说是通过城市建筑，不如说是通过一种城市化的中产阶级文化的传播来展开的。对这种“城市化的中产阶级文化的传播”，罗莎琳·多伊奇（RosalynDeutsche）在《被驱逐者的建筑中》用“绅士化”一词恰当地进行了概括。“‘高雅文化’……将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感情融为一体。它的在场印证了富裕的街坊四邻过着上层生活的‘真实’现状，同时也提供了再开发对公众负有责任甚至还具有‘民主’特色的佐证”。通过此种绅士化的修辞手法，“利润和控制的特殊利益”似乎是由“真、善、美的普遍利益”决定的，从而为城市的再开发进行了辩护。多伊奇进而认为，城市的再开发是一个“双重性的计划”，会带来同质化和解域化的结果，即一方面是城市空间的同质化，另一方面是原住居民的解域化。而解域化的后果则是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Kluge）称之为“政治工厂”的公共领域的丧失。

　　作为中国都市化进程一部分的旧城改造体现的是同样的问题。民主的公共领域是市民性的标志，它使得城市不至于成为居住区的拼合和散沙般的人的混合体。正如韦伯所言，城市不应该仅是单一的通过经济关系而联系起来的居民的区域聚集，而应拥有某种程度的自治，“以及通过全体公民参与而形成的公共权力进行的管理”。中国当代的都市化进程中，公共领域的缺失、社区文化的单薄和拆迁矛盾的频频爆发都反映出一个根本的现实问题，即都市化进程中民主参与的不足。对市民民主参与的关注，已经体现在2009年底在深圳市“市民中心”举行的第三届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上，（《南方周末》对此次双年展的报道的标题是《城市广场就该属于市民》）。而今年的798双年展上未能实现的行为艺术计划——“最牛钉子户”吴萍的行为表演，或可视作当代艺术介入都市化社会问题的尝试，然而其揭示问题的深度、展示问题的角度（包括炒作的嫌疑）都值得商榷。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