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生前不惜高价买苏东坡御书颂

　　季羡林先生7月11日驾鹤西去，这位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地位的学术大家，在生前除了做翻译写散文等调节方式，还有一种知者甚少的自我调节方式，那就是收藏，欣赏自己的收藏品。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日前撰文展示了季羡林作为大收藏家的一面，摘录如下：

　　王寿彭题写“奖状”是最早的藏品

　　季羡林先生最早的藏品本是奖品。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进入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以前，乐于钓鱼摸虾的季羡林先生的学习成绩虽然也居上游，却称不上出类拔萃。但是，在山大附中，季羡林先生的作文无意中受到了国文老师王昆玉先生的表扬，这就激发了少年学子的向学之心，结果，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95分，这在全校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是前清状元王寿彭，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季羡林。从此，季羡林先生才开始认真注意考试名次，不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连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这副对联和扇面，就是季羡林先生最早的藏品，一直保存至今，极受珍爱。有一段时间遍寻不得，当时以为，抗战期间，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济南家里的生活无比艰辛，这些藏品可能被拿去易粮糊口了。先生还托人到济南打听寻觅过，当然杳无音讯。这还让素来豁达的季羡林先生很是叹息了一番。还好，终于有一天，王状元的墨宝从书深不知处冒了出来，老先生将它们挂在墙上，静静地欣赏了好一阵子。我在一旁，丝毫都不敢打扰先生。因为我知道，正是这最早的藏品，将先生带回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有意识的收藏自1949年后开始

　　然而，这只能算是季羡林先生的无意收藏。先生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国初期。那个时候，旧时豪门不是变卖藏品逃离大陆，就是摈弃旧物迎接新生。一时间，千年古都北京的街头小店随处可见字画文玩，至于琉璃厂，更是充斥着名家剧迹，而问津者却寥寥无几。季羡林先生曾经告诉过我，从主观上讲，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些艺术瑰宝就此流散消亡，总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够抢救多少就算多少。从客观上讲，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至少就经济状况而言，50年代的季羡林先生是属于高收入阶层的。先生是为数很少的一级教授，月工资 300多元人民币，此外还有担任各种职务的津贴和不少稿费，总收入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60年代以前，季羡林先生独自生活在北京，每个月给济南的师母、老祖寄去100元，这就可以过相当宽裕的生活了。一子一女进京读大学，先生也是每人每月给15元。就个人生活而言，季羡林先生除了买书吃饭，再也没有什么大笔的开销。因此，先生有相当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心愿。

　　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

　　当年收藏界的现实状况，以及季羡林先生所具备的独特条件，就决定了先生的收藏起点极高。高到什么地步呢？季羡林先生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其余的都不及相顾。白石老人作品的价格，在当时绝非像今天这样高不可及，其低，同样可以让今天的我们为之咂舌。先生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人民币，入藏的是五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季羡林先生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有些是完全超出常人想象的，比如，先生就藏有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偶一挂出，精彩流淌，满屋生辉，观者无不目瞪口呆，不敢发一词。

　　下限既然定在白石老人，也就由此生发出不少有趣的故事。十多年前，我协助季羡林先生的已故秘书李铮先生，为先生整理书房。我在一个旧柜子的底层，发现了用纸线绳草草扎着的一卷东西，打开一看，居然是两张高十余厘米、长100厘米以上的手卷，一张张大千，一张姚茫父！我赶紧捧去给先生过目，先生茫然对我说：“我不收藏齐白石以下的啊？”不一会儿，先生想了起来：“当年字画业者度日维艰，我算是一个大主顾了，大概是我买得多，他们‘饶’给我的吧！”这，岂不是意外之喜了吗？

　　不惜高价买苏东坡《御书颂》

　　季羡林先生学养深厚，自有鉴赏眼光。然而，在收藏的过程中，先生总是心怀慈悲，很少还价。有一段时间，也是当年的规矩，经常有“跑街”的厂甸人往先生家里送字画，请先生买下。先生照例香茶一杯，礼待来者。久而久之，不少“跑街”的也就和这位一级教授、大学者成了知心朋友。

　　如此这般，数量庞大的铭心绝品就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苏东坡的《御书颂》就是其中之一。季羡林先生的收入大多化成了藏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收入极高的先生居然了无储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仇英、董其昌、文征明、祝枝山、唐寅、八怪，等等等等的精品，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而且，其中颇多巨幅。我就和李铮先生一起，奉先生之命，打算将一幅陈老莲的人物挂起来。季羡林先生在北大朗润园的住房层高并不算低，可是，这幅画还有三分之一无法悬挂张开，青花轴头只能无奈地耷拉在地上。季羡林先生坐在那把老旧的藤椅上，看着束手无策的我们，至今，我还能想起，老先生脸上偶然一露的那一丝得意和调皮。

　　文房雅玩数量很大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里，还有数量很大的文房雅玩。就砚台而论，沦陷期间，一位北平伪市长的著名收藏，大半都在先生处，数量有几十方，都是今天几乎看不到的妙品。就印章而论，田黄、田白、芙蓉也不在少数，不少是白石老人等名家佳镌。故宫曾经用过一枚随形章，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陈曼生名作，章料是一方将军洞白芙蓉，原配银托，这也是季羡林先生的藏品。今天已经是价格惊人的旧纸、旧墨，在季羡林先生处，也是所在多有。先生钟爱的独孙大泓就曾经用旧墨旧纸猛练大字，先生看到了，也是笑笑，如此而已。

　　这些古旧文物雅玩也不仅是季羡林先生一人的藏品。主要是字画，有一部分就是师母从济南带到北京的，那只几乎可以躺下一个大孩子的铁皮画箱，后来先生也一直用着。很多人知道，师母彭女士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师母出身于一个大家族，旧时大家女子所着重者在德容，而不在文才。

　　藏书曾被康生江青染指

　　让我们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藏书数量巨大，就此而言，在北大应该是可以排第一的。但是，先生似乎并不特别在意善本古籍的收集。或许，这乃是受了陈寅恪先生影响所致。众所周知，陈先生一般都使用通行版本，至少不完全以藏书家的标准来判断古籍的价值。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很多的廉价版本书，在今天也是动辄以万计价了。就季羡林先生的藏书而言，能够入傅增湘、张元济、徐森玉、郑振铎等先生法眼的名贵版本固然不多，但是，明清善本还是颇有一些的。先生藏书的特色在于域外出版的冷门学术经典。留德10年期间，季羡林先生节衣缩食，维持生活以外的多余的钱，几乎全部用来买书了。领域既然冷僻，这些书的印数自然也就很少，其中有不少种在国内是孤本。先生收藏生涯中的最大遗憾，也是和书有关的。“跑街”曾经给先生送来一套宋版《资治通鉴》，索价甚昂。一时间，先生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钱，于是就只能失之交臂。先生曾经多次对我提起此事，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在疯狂的“文革”岁月，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自然也被抄没了，其中有些珍品还曾经入过康生、江青之手，留下了堪作历史印记的他们的“收藏章”。然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收藏并没有因此散失。“文革”以后，由于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同学、多年好友胡乔木的关心过问，基本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了先生。这不能不说是季羡林先生个人的幸事，可是，难道同时不是中国文化的大幸事吗？

　　季先生简朴至此为何收藏

　　一代大师季羡林先生走了，在他身后留下了宝贵的人文学术遗产和令人敬仰的高尚品格。作为收藏家的季羡林也同样留下了令人惊叹的文玩珍品。

　　季先生生活得简朴，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前几年，北大接受的一笔最大的捐赠，就是来自季羡林先生。这笔捐赠有多大呢？仅仅是古字画就以百计！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俭用的钱，几乎都用于此。他收藏等级的最底线是齐白石，这些收藏当中有苏东坡的《御书颂》。光这些，当今市价就很难计算了。可是，季先生捐出的不仅是字画，还有古砚、印章、善本，还有自己毕生积蓄的稿费。总之，季先生把一切都捐赠出来了。但是，他简朴至此，为什么还有收藏一好？

　　中国文人自古就有收藏传统，从宋代的李清照夫妇开始，历代就不断涌现大收藏家。现当代的文人雅士中，且不说郑振铎、张伯驹这些重量级的专业收藏家，就是鲁迅、郭沫若、老舍、胡适、徐悲鸿、林语堂这些文化大师们也都有些爱好。不管是鲁迅喜欢碑帖，还是胡适集藏火花，或是林语堂痴迷烟斗，这都是兴之所至，是生活里的乐趣、做学问的余兴、更是精神品位的象征，投射到今天的人们眼中，就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的追思和回味了。

　　因为如今收藏在人们眼里，就等于是投资，是攒钱与赚钱的事儿：拍场上不断诞生的纪录，市场上不断飙升的价格，似乎都是一针针兴奋剂撩拨着人们的欲望，让人产生一种淘到宝就可以一夜暴富的幻想。似乎文化的价值是一场追逐财富的游戏，可以在市场中用价格的升降来衡量。对此，有人提出：文物收藏的拜金主义导向实际上亵渎了文物收藏的本意。

　　收藏没有钱是不能的，但对于文化，钱不是万能的。细数一下，像季羡林先生这样捐赠藏品的名家不在少数，像张伯驹、徐悲鸿等等也都是把毕生的藏品捐献给国家。细想一下，收藏的本意是什么？那是对文化的尊重和热爱，而这些大师们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怀——对文化的热爱超出金钱的概念，倾其所有，却不为自己占有，让文化的载体能够永流传。

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