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书画名家作品陷入保管困局

   　 李可染生于上世纪初期，这一时期前后诞生了许多书画名家，如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黄胄、郭味蕖、陆俨少、赖少其、关山月、傅抱石等等。他们去世的时候，国家尚未建立统一成熟的收藏机制，所以多数人的作品及收藏留给了后代。后代对于这批宝贵的遗产，多采用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家族保管，如李可染作品交由李可染夫人邹佩珠托管，如何处置则由李可染艺术基金会来决定；二是家族捐赠，然后由受赠机构（多为画家出生地地方政府）为画家修建或者提供个人作品馆，北京的徐悲鸿纪念馆、山东的李苦禅纪念馆、浙江的潘天寿纪念馆等，均依此例建立。另有极少数人的作品捐赠给了综合性的博物馆或美术馆，如黄宾虹就是由其好友傅雷牵头和协调，将4000多件作品捐给浙江博物馆收藏。

   　 目前，这两种收藏管理方式都陷入困局。

    　作品流传故事可写传奇

    　名家作品及收藏至今仍能较为集中地由家属或艺术机构保管的，都有一段堪称传奇的经历。

  　  1969年，为保存作品，李可染特地让在河南工作的大儿子李玉双将作品从北京运到河南。李玉双在博客中回忆：运箱子时是大冬天，耳朵冻得疼。火车运到洛阳，再想办法让我们厂里派车，当时我在厂里头朋友多。我们那儿是集体宿舍，六七个人住一起，根本没法搁，搁那儿也不安全。我就找个老工人，把两个箱子都放他那儿，他也不知道那里面有画，放了3年。

    　据郭味蕖之子、著名花鸟画家郭怡孮介绍，郭味蕖的作品在“文革”中丢了一半，其中花卉类丢了2/3。若不是好友相助，流失得还可能更多。“文革”时，郭味蕖被抄家，作品搁在一个大院里。一位张姓好友知道其价值，装成捡破烂的，捡回200多张。丢失的作品偶尔散见于各大拍卖行，家属只能重新买回，多数则不知所踪，很是令人痛惜。

    　李苦禅之子、全国政协委员李燕告诉记者，李苦禅纪念馆中齐白石给李苦禅的书信，可以说是拿命换来的。“文革”抄家后，齐白石的书信被放在贴了封条的大箱子里，李燕费了好大劲做了一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封条，趁着红卫兵不注意的时候，冒险溜进屋子，揭了封条拿回书信，又贴上自制的封条以防被人发现。直到如今他还记得红卫兵嘀咕：“好像有齐白石的书信啊，怎么没了？”

    　家属手中的宝贝成了烫手山芋

    　历经劫难的作品，家属一般不愿卖，一怕有违先辈的遗志，二是担不起不肖的骂名。

    　不过，多数书画名家育有多个子女，对于作品的处理，各有各的想法，大家意见很难统一，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的主心骨，很容易因此闹上法庭。再就是保存管理是一门专业的学问，如果后人都干其他行当去了，收藏管理就难上加难。不卖也有问题，作品的保存管理成为家属沉重的负担。

    　以郭味蕖家族为例。郭怡孮介绍，本来郭家打算按照一般的模式，将作品捐给山东老家，由政府出面管理；但当地政府考虑到长期管理的难度，采取了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郭家家族管理的方式。为了保存郭味蕖的作品，郭家自己筹集了3000多万元，在老家盖了郭味蕖纪念馆。但是盖馆容易养馆难，人力、物力都需要大投入，目前纪念馆连最基本的恒温恒湿条件都不能提供。后代子孙能否继续这项事业也是郭怡孮的担忧，因为家族管理很难保持连续性，有太多不可预知的因素。

    　并不是所有家族都能像郭家那样，有能力、有精力为作品找到一个归宿，陈列并展览，有的名家作品则只能藏于家族之中，“养在深闺人不识”。由于目前国内没有专业的书画托管机构，值钱的画放在家里又不安全，有的就将画放到了银行这样的保管机构。但后者并不懂书画保管，前几年吴湖帆画作遭遇水患，就是一个教训。吴湖帆家属将10件精品书画存放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保险箱，委托其保管，不料银行中心库房淹水，所有作品均遭破坏，其中8件完全被水浸透。尽管后来银行做了金钱赔偿，但是画作的损害却无法弥补。

    　郭怡孮说：“如果有收藏资金，有稳定的机制，家属会非常乐意将作品捐出来交由国家收藏。目前国家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收藏一批好作品，不然作品流散的可能性很大，越往后收藏越难。作品国家收藏后，还应考虑陈列的问题，不能从此将作品打入冷宫，谁也见不着了。”

    　地方名家馆的难题：一任主管一个脾气

   　 至于分散在各地的名家馆，得到的不同待遇和地方领导直接相关，和主管领导对国家软实力、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及自身的知识修养、脾气秉性密切相关。李燕说：“所有这些馆的命运都拴在地方领导人身上，它是一个变数，令人担忧。而且捐赠家属无可奈何，因为作品一旦捐出，家属就没有任何权利。”

    　李燕认为目前有两种名家馆情况较好。其一是由内行来管理，有良好的硬件，且国家解决经费——馆员的工资、活动经费、宣传经费等，目前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仅有徐悲鸿纪念馆一家，因为该馆徐悲鸿作品及收藏的数量、质量，全国没有第二个馆可以媲美。其二是有地方领导重视，像南方的陆俨少、潘天寿、赖少其的个人馆。

   　 为什么要强调地方领导的态度？李燕说：“一任主管一个脾气，上任领导重视，下任领导就不见得了。有领导抱怨名家馆总办一个人的展览，认为可以租出去部分搞创收，甚至提议将画家的画室改做歌舞厅，他们觉得已故画家的工作室犯不着要这么大的地方。有的领导因为将纪念馆当做上任的政绩，认为前任领导弄的馆给政府添麻烦了，将纪念馆当做包袱。所以做得像样的馆，隔一段时间去很可能就面目全非，变成了小卖部，画家生前使用的案子上，净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领导的态度是个变数，名家馆的日常管理也缺乏专业态度。多数馆硬件条件不合格，比如最基本的条件——恒温恒湿、防紫外线、防红外线、防虫、防盗、防粉尘，都难以提供。李燕介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有的名家馆不归文博口，指派来的人有的并不懂行。行政级别低的馆则如果领导不重视，就处在后娘养的地位，凡事得层层上报、层层审批，在人员调配、资金申请方面很困难。还有的馆就更不像话了，家属捐了作品，当地政府说自即日起就不要对这些画说三道四；有的家属惊讶地在拍场发现自己捐的作品。

    　李燕曾听某些人士对画家家属慨叹：“早知道这个样子，你卖掉好了。我肯花钱买就会好好保护，出画集、办展览，老百姓可以看到。谁也不敢乱拿。” 李燕认为，国家应成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建立作品保护的长效机制。

    　在国家收藏管理方面，中国美术馆和上海博物馆做出了表率。除每年不定期地推出馆藏作品展外，2008年中国美术馆还推出“长风万里西部情”展，将馆藏作品巡展到全国各地。2004年上海博物馆为在1951年捐赠大克鼎和大盂鼎的潘达于举办了捐赠回顾特展，以表彰潘达于的爱国精神。

（来源：中国文化报　记者 张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