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当代中国画廊业面对哪些挑战

    　皮力：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元贬值，画廊普遍受到较大影响。不仅是中国艺术市场的迷茫，纽约的画廊压力特别大，要收缩战线，由于他们现在普遍对今年12月份迈阿密的北美市场的成交量不是很看好，所以今年的迈阿密将第一次出现有画廊退展。这个在巴塞尔历史上是没有的。同样的，巴塞尔今年美国买家几乎没有买单。

    　那种跨地、跨经济圈开的画廊现在遇到的问题最大，因为如果同时在三个主要的经济圈都有画廊的话，就要分别受到三个地方次贷风险的波及。目前看来，今年开始日子都不是那么好过。这个周期是一年半到两年左右。

    　耿桂英：画廊跟整体经济一定是挂在一起的。我想对中国经济来说，更大的问题有可能越南的通胀，它的金融风暴已经在形成了，再烧到印度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中国?现在明显中国出现银根紧缩。本来是有预算要买艺术品的话，也许不买了，甚至有可能反买为卖了。当然这是悲观的一面。一些资深的老收藏家是反市场操作的。比如大未来有一些客户专等着市场泡沫下来，反而更利于进场收藏。

    　陈绫蕙：我还是比较乐天。房贷危机这些事情是国家的经济问题，但主要还是中国自己仍然有内需上的增长。过高的价格必须要扛，也许只是需要一个过渡时期。

    　林松：跟十年前刘野和方力钧都卖三万、五万的时候相比，现在太好了。

    　次贷危机是金融上的东西。影响艺术品买卖的主要因素是消费心理，买家只要觉得好还是要买的。最近我接到很多委托，说看着现在便宜赶紧买，就是这样的。根本没有任何太大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行业的狂乱和恐慌?关键是大家还没有一个共识，中国自己的收藏体系或者审美体系没建立，说到底它没信心。

    　我们可参考的体系只有一个西方，但西方有可能不带我们玩，单纯依靠外贸的话，肯定会受波动非常大。所以归根结底自身强大是最主要的，要扩大内需，就是怎么让中国自己人多买点画，买着便宜赶紧买，这个是最核心的、最本质的解决方法。

　　中国没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收藏家?

    　皮力：今年巴塞尔俄罗斯买家进场非常猛。但所有的画廊对俄罗斯的买家很谨慎，基本的论调是不太卖的。

    　韩国买家在进场。但来买东西的全是第一轮出现，没有真正的收藏家，派来的顾问和经纪人水平也不高。日本买家进场也比较多。欧美的一些画廊还是准备了很好的东西给他们。印度收藏家表现很活跃。

   　 对中国买家在巴塞尔的反映并不特别好。不是中国买家没有钱，而是好象都不了解艺术品交易的基本规格，完全没有进入巴塞尔这个局。甚至有的收藏家连请柬都看不懂，都是我们画廊帮他们去解决的。这个将是是祸及将来十年到十五年的最重要的问题。巴塞尔的委员也说摸不着中国买家要买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做画廊对于收藏家的教育和普及工作显得比较重要。

    　和欧洲的画廊相比，中国画廊的固定买家中能掌控欧洲几大博物馆去向、学术走向的巨无霸型收藏家特别少的。我们可以卖得特别贵，但是我知道华人里面没有谁在MOMA、Tate等几大美术馆里面担任收藏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海外顶级画廊则有这样的收藏家，这意味着他们离美术馆的各种大型展览就更进一步。这个竞争力不是钱能解决的。

    　所以过几年，中国画廊可能都要面对艺术家要跳槽的问题，要么就是必须去跟人家合作。画廊卖作品、做价格，冷不冷静都不是大问题。核心是中国画廊必须培养出几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收藏家，未来的几年这些收藏家能够打入到真正国际顶级的收藏家俱乐部去，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去应对我们所谓的面临的挑战。

    　耿桂英：收藏家可以直接影响这些高端价格艺术家的行情，而画廊反而没有能力做成这个价。这是财团背后的那种运作。台湾有些很大的藏家早就进入当代了，只不过他们是低调进入。他们有自己的收藏方向，也进入国际。这些人他不会被冲昏头脑，甚至会避开那种市场的东西。

　　日、韩、东南亚艺术抢占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地位?

    　皮力：把国际艺术这个板块引入进来，日韩、东南亚也好，我觉得是有好处的。让收藏家变得相对的非功利一点点。而且我见到，日韩确实比中国便宜得多了，同样的钱，在日本可以买到特别好的一些东西。

    　耿：其实就我的观看来讲，这个市场，中国实际上主要是领头羊，带动了起来。我们都知道日韩、印度、台湾跟着都起来了。其实慢慢的跟着蛮好，但是有点轮动太快。这个节奏太快是很危险的。除了我们关注的日韩艺术之外，印尼、拉美板块和印度板块的价格也拉得特别高，市场明显在找一些新的着眼点。

　　年轻艺术家价格偏高?

    　皮力：我们画廊的价格已经在国内算是很便宜了，但是相比国外画廊带来的同样级别的年级艺术家，我们的定价系统是偏高的。再加上美元在贬值，我们的艺术家比同等级的艺术家要高出70—80%。

    　陈凌蕙：目前，年轻艺术家这块板块的画廊都卖得很好，当然低疲度还是。购买群体有一个明显的区块，消费年轻艺术家作品的金额相对低，这些人对来讲没有感觉，不会受到经济压力影响。而中国年轻的当代艺术家是最幸福的，可以独立解决很多资金的问题，在其他国家这种现象很少见。

    　藏家的人口结构已经跟几年前大太一样了，有崭新的人进来，会分散很大的销售压力。这是一个最好的调整分析的时代。我觉得，在价格调整的时候，不是去考虑如何瓜分中国或者是亚洲现有的资源，而是如何选择艺术家，重新确立将来的主流市场。我觉得这是下一个对画廊的考验，是一个世界性的竞争，比次级房贷还严重。

　　中国艺术家资源被抢走?

    　皮力：一旦大画廊进来的时候，它吸引我们艺术家的不是钱，而是它具有的将艺术家推入高端的学术机构的能力，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画廊制度建立好，这样可以合理的规划艺术家的作品去向、规划他的学术生涯，少花很多与其他画廊打架的功夫。这样也才能有忠诚度很高的收藏家，才能去帮助这个收藏家去理清未来发展的道路，让他获得一种国际的影响力，反过来帮助画廊在国际上的推广。

    　另外一种方式，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和海外画廊的合作也是有可能。让艺术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去转手是必然的事。艺术家有时候会带着画廊往上面走。最简单的韩国的吕布，最早跟PKM合作，跳走几年后又跳回PKM，给PKM带回来的不仅是作品，还有藏家。

    　一个画廊的成长跟一代艺术家的崛起是有关系的。艺术家做观念艺术、做装置、做行为，都需要制作团队为他工作。画廊除了规划，还有一个团队帮艺术家把这个作品做完。他离不开你。尤其做年轻艺术家起家的，这几个生命线把握住了之后，就好办了。

    　尤永：重要的是画廊真的能够帮艺术家做职业生涯的规划，做到最终艺术家面对你，是没有任何秘密的。而你把他推到更大舞台的时候，还是可以跟他股份制的合作。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是有资产的人要离婚是最难的。这个要分割的资产越大，越是难以分开。跟艺术家的合作就要做到这样。

    　耿桂英：国外很多画廊是完全掌控这个市场的主导权。但在国内来讲，画廊的力量不够，本身没有那种掌控意识，才会被艺术家和收藏家操纵的。比如纽约画廊界就有联盟，当艺术家出现违约行为的时候，立即会出局。所以，建立代理制度的前提是各个画廊之间还是要有联合的态度。

    　张明放：国外画廊来花钱做投机、赚快钱，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你的体系不完善，这个没办法。

    　如果把中国这个体系慢慢的建立起来，画廊之间有一些合作，才能来共同去跟西方进行有条件的合作。

    　董梦阳：我们太容易养成习惯跟西方地方比，其实中国艺术家和外国画廊合作，好比一个中国人嫁给一个外国人，各种基础方面都不一样。不需要有太多的悲观，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过于放大，多想想好的一面在哪里。

    　中国画廊行业面临困境?

    　皮力：目前我有些悲观，起码从一个方面来说，西方市场对我们目前旺盛的增长是有戒备，这个戒备不是没有道理。经历了日本的八十年代、韩国的九十年代，如今他们发现中国也有这个趋势。目前中国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作品价格虚高。这样在国际上推广起来很难，而且很多在国内知名的艺术家，在国际上却被看作很糟糕。

    　不过悲观的情况下，还是不去考虑这个市场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考虑在这个市场环境下我们能做什么。

   　 赵旭：现实是大浪淘沙，而画廊要先找到自己的路。中国的画廊体制没有继承遗产，全是文革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些人开始摸索着搞的，不过还是能总结出几个重要方式，一是要对艺术家的作品负责任的，二是提高专业性，建立自己的品牌，慢慢培养专业的藏家。这就没有危机了。

    　中国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特色就是说有很多事情你根本没办法控制或者形成规范。我觉得就是大显其能，各个努力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用你们的智慧来总结、回避个人风险。通过个人的手段可以去进行画廊的运作。

    　影响中国当代市场的因素各种各样。但有些东西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好的艺术家、严肃的收藏家、最好的艺术品、好的画廊、好的博览会都不会有影响。

来源：艺术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