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书画“复合型”造假的“高等级赝品”

近来有收藏圈里人这样问我：在众多书画造假手法中到底哪一种做出的赝品最逼真、“得逞率”最高？ 我的回答是，凡是令书画鉴藏者一时难以对付、或者说相对最有可能“吃药”的伪作，往往是一些在赝制手法与造假理念上带有交叉，融合贯通类型的，这便是本文所引用的“复合型”三字的涵义。不论从作伪原理还是现实看，“复合型”造假的实质就是“高等级赝品”。
摹古+仪器+绝对克隆

     “摹古”作伪本身隐秘性就强，它是指被“瞄”上的某名家模仿古代（或前辈）书画家或具体作品或风格的作品有的被复制，有的被“假托”的一种作伪。“绝对克隆”是一种不作任何变动地炮制某书画的造假手法。从造假原理上说，若“摹古”伪作成品与其母本仿得较接近，而那件原作真迹不能轻易被找出，这对任何一位鉴定者恐怕都是“艰难的跋涉”。只是这样的作伪要是纯以徒手来操作的话当然难度也不小。但这几年情况有“突变”：自从有人“发明”了可资专门用来帮助作伪书画时投影、定形与放大的仪器后，对几乎是任何类型的名家作品的仿制，所作赝品“真”的出现了“质的飞跃”。

     2002年秋季时，我在南方某拍卖公司看到图⒈这件署名张大千的摹古类型成品。一眼望去，好像画上任何“形”都很接近以往我所看过的张大千同类型真迹，只是因为其墨的洁净度不足的问题才让我带着疑惑回家，并查阅了手头所集藏的有关该名家的画作资料，结果图⒈的母本图⒉才终于“显出真容”。我仔细辨察了真伪两画作点、线、画与题款书法之笔意，它们之间的差异格外小，似乎只是图2成品的笔墨略微生硬一些。这便是书画造假进入“高科技时代”的结果。

图1张大千疑伪成品　图2张大千真迹作品

仪器+绝对克隆

     有造假者用了仪器来帮助造假，即使不选用摹古类型的母本，也能“绝对克隆”出让人难辨真伪的书画。像这件图⒊陆俨少疑伪成品，它上拍于2002年春季的南方某拍卖行，光凭外观应该多数人都不会对它怀疑。直到2004年冬季北方另一家拍卖行竞投了图⒋这件像“孪生”一样的画作后，才被人觉察到“李鬼”出现了。原来图⒊是靠仪器“绝对克隆”图⒋成品。视两者竟会如此想像，当然手工是莫能胜任的。

图3陆俨少疑伪成品　图4陆俨少真迹作品

特型画作+相对克隆+更名

     所谓名家“特型”画作造假法，说的是书画名家在特殊年代与状态下创作的，为数不多的非同一般性作品的作品被作成的“伪”。在我看来，造假人之所以要作“特型”书画的假，“收头”是此类画作收藏者多数不熟悉（或熟悉程度有限）真迹是谁作的或真品到底怎么样，造假人只要将其或“绝对克隆”或“相对克隆”，发现其母本的概率也不会高。我也没想到，现在此种造假又“得寸进尺”地在克隆的基础上再作“更名处理”。

     在我国“十年动乱”后期，曾诞生过一幅叫《处处岗哨》的画，见图5，它的作者是我认识的一位前辈画家“戴明德”。出我所料，在2006年秋季南方某拍卖会上“它”的作者却成了“刘旦宅”，署年也由原作的1974年成了“戊午”的1978年，入拍时画题则被注为“人物”。反正当我面对图6的笔墨与人物造型以及款识时，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那是刘旦宅所画的。

图5戴明德真迹作品《处处岗哨》　图6刘旦宅疑伪成品

相对克隆或绝对克隆+佚名

     说起“相对克隆”作伪，它是一种变通性地部分“如法炮制”某书画的造假手法。有一种可能是造假者要“规避”那件仿制母本被发现。既然造假者有此意图，那么进而再将成品冒充为“无款”的老画，这岂不是一个书画作伪版式的“连环计”？这样的疑伪成品如今在市面上我也能很容易就“手到擒来”。

     元代画家张舜咨有一幅《古桧黄鹰图》，即图⒎画得十分精到，它是中国传世书画之一，能反映元代花鸟画的最高成就。图⒏是2004年秋季南方某拍卖行“登场”的署为“无款”的画作。此处我还要着重注解两点，一是原作比五尺整张纸还要大一些，达14平尺（每平尺33×33厘米），疑伪成品则只有其母本的五分之一大，画面尺寸“缩小”不能说不多；二是“相对克隆”后的成品尽管也大量删节了原作树、石的较多内容，但疑伪成品的章法却不显空洞，能反映出此伪者的造假“本事”，否则此“佚名”物就不像“成品”了！

图1、图2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