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田武彦：充满日本口味的艺术嗜好

《水调歌头》

　　中国的艺术宏大、遒劲、豪宕、沉重和浓密，而且是理知的、意志的、写实的、客观的、立体的、现实的和沉重的；而日本的艺术则纤细、优美、柔和、轻妙和淡白，而且是情感的、感伤的、写意的、主观的、平面的、象征的和装饰的。一言以蔽之，中国艺术烦缛，而日本艺术简素。一般常以为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同文同种，其实两者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点切不可忘记。中国美术研究专家李泽厚教授在京都与我对谈时，也曾明确指出过这个问题。我没想到会从中国学者那里听到这种意见。当时我说，若把日中两国的文化加以对照的话，那么可以说，日本文化是情感的，而中国则是理知的；日本文化是情感中有理知，而中国文化则是理知中有情感。因为艺术是以情感为中心的，所以若就此而言，那么似乎可以说，中国艺术是情感中有理知，而日本艺术则始终都是情感的。如果知道了两者的特色，那就容易比较日本的大陆绘与中国的宋元画之差别了。这是因为，大陆绘是写意的、感觉的，并且优美、温和而流丽；而宋元画则是理知的、严格的、深刻的和写实的。

日本奈良的法隆寺

　　下面，我以日本的寺院建筑和室町时代的绘画为例，对大陆艺术的日本受容以及其后日本艺术的发展过程作一概要论述。

　　奈良的法隆寺据说是由圣德太子建造的。法隆寺的伽蓝全体之配置虽完全根据中国样式而设计，但大陆之建筑样式是严格左右对称的，而法隆寺从中门进入后，右手是金堂，左手则配置寺塔，明显地打破了左右对称的样式。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日本的寺院基本上都固守中国样式，而唯有法隆寺打破了这种传统。从法隆寺的建筑结构中，我们看到厌弃中国样式的技巧性和规则性，而在不均衡和不规则中发现余韵余情的日本手法被采用的现象。这也许反映了注重于自然融合的日本人的气质。

　　到了平安朝以后，这种日本意识逐渐趋于强化，而且由于与山岳佛教的关系，伽蓝建筑的不规则性更加明显，与自然融合的态势亦更趋紧密。这也许也是简素精神的一种表现。　

　　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特别是到了室町时代，宋元绘画大量输入。至宋元时代，胚胎于唐代的水墨画业已完成。但水墨画甚至可以说是精神绘画，所以与唐代的华丽色彩画比较，它似乎可以说是重视内面的精神表现，并以简素精神为宗的。该绘画有北宗派（北画）与南宗派（南画）二派。北宗派的画是所谓院画体，南宗派的画是所谓文人画。大体上宋代以北宗派为主流，而元明时代则以南宗派为主流。

日本画家雪舟等杨

　　室町时代中期的禅僧雪舟等杨（1420~1506）从学于明朝浙派画家李在（？~1431），练习南宋马远、夏珪的北宗派的画，但其画与幽苍、锐利、周密、遒劲的马、夏画比较，则显得温和、湿润、明净、率直和简洁，显示出日本式的风格。这不仅表现在雪舟的画里，而且还表现在雪舟的老师周文（生卒年不详，画僧，俗姓藤仓氏）及周的老师如拙（生卒年不详，室町时代画僧。水墨画随禅宗传入日本后，由相国寺的如拙将其辟为日本画坛一单独领域）的画风里，就连雪舟的后辈雪村（1504？~1589，画僧，称雪村周继）和桃山时代的画家长谷川等伯（1539~1610）的作品中也有表现。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日本人简素化的现象。

　　在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传入日本的中国画家中，最受日本人喜爱，也最受日本画家尊敬的，是南宋的南派画家牧溪（？~1281）的水墨画。牧溪的画丰润而柔和，因而颇合日本人的趣味。所以，牧溪的画就连茶人也十分喜欢。不过，牧溪的画在中国却不免有“粗恶而无古法”的坏名声。这大概是因为不太适合中国人口味的缘故。日本人喜欢牧溪的画，与中国人看重逸脱法度而无问题的禅僧书法即注重墨迹的趣味如出一辙。从中也能看出日本人对中国美术的受容态度。

　　一般来说，日本人喜欢南宋的南宗画。但南宗画里仍内藏着骨气，而模仿南宗画的长谷川等伯的画则没有这样的骨气，所呈现出的倒是潇洒淡白的风格。不仅如此，等伯还描绘了充满日本人口味的装饰性极强的金碧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