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唐卡或唤醒一段被忽略的历史记忆

　　就像这张被以天价交易的唐卡曾是汉藏佛教艺术交流、交融的结晶一样，藏传佛教于明代中国的传播是汉藏两个民族、两种佛教文化传统之交流和交融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段非常值得珍惜的佳话。

　　日前很多媒体报道了在11月26日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上海收藏家刘益谦以3.1亿元港币拍得了一幅“被称为史上最贵中国艺术品”的大明永乐御制刺绣红阎摩敌唐卡(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3.48亿港元收入囊中)的消息，据称这是明代初年宫廷汉藏佛教艺术的杰作。其尺幅之大、工艺之精，世所罕有，代表了当时宫廷艺术乃至明代佛教艺术的最高水平。

　　这张唐卡真可谓天价，这次买卖也定将载入史册。“大明永乐”真是一个有着巨大魔力的词汇，世间万物只要与它沾上了边，顿时就身价百倍了。除了唐卡以外，永乐金铜佛像也从来都是艺术品市场的抢手货，只要出现“大明永乐年施”的字样，动辄以好几千万成交。究竟是何道理使得永乐时期的汉藏佛教艺术品如此值钱呢?或许我们可以借这张天价唐卡的出现，来唤醒世人对一段被长期忽略了的历史的记忆。

　　藏传佛教被称为喇嘛教，开始于明代，它曾被认为是“夷狄之教，邪妄不经”。人们往往对元末宫廷中修习的“秘密大喜乐法”津津乐道，并把莫须有的“双修”、“多修”推为导致元朝遽亡的替罪羊。人们常常忽略，或者说不愿意记住的是，雄才大略如明成祖永乐皇帝者，不但没有吸取蒙古大汗因习藏传秘密法而败亡朔漠的惨痛教训，相反十分热衷于藏传佛教。明朝的大部分皇帝虔信藏传佛教的程度，较之前朝的蒙古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明太祖朱元璋就没有因为元末宫廷修习“秘密大喜乐法”的丑闻而排斥藏传佛教，他曾宠信一位来自印度的“西天班智达俱生吉祥”上师，封他为“善世禅师”，“俾总天下释教”，常常赐其以诗文，访其于钟山。而这位俱生吉祥上师是一位藏传密教徒，他和他的汉族弟子大国师智光就是元代流行的萨迦派道果法的传人，现在陆续发现的很多明译藏传密教仪轨都是他们传承的，它们与元末宫廷中所修的秘密法属于同一个系统。

　　永乐皇帝不但优礼番僧，而且兼崇其教。明初历史上有著名的“八大法王”之封，其中七位是直接受永乐皇帝赐封的。而“大慈法王”虽为宣德皇帝所封，但与永乐皇帝的关系也特别亲密。《清凉山志》中，有三封永乐皇帝赐给大慈法王的诏书，或“薄赍瓜果、以见所怀”，或“制袈裟禅衣，遣使祗送，以表朕怀”，或又“以镀金莲座，用表远祝”，看起来不全是虚与委蛇，二者间或有很深的宗教缘分。

　　永乐年间，发生了不少于汉藏佛教交流史上意义深远的大事。其中第一件大事是邀请五世哈立麻上师(即噶玛巴喇嘛)进京，封其为“大宝法王”，令其在南京灵谷寺“率天下僧伽，举扬普度大斋”，为其父母行超荐大法会，创造了被后世称为“南京奇迹”的神话。据称“时见有卿云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鸾白鹤日集，及金仙罗汉于云端，白象青狮，庄严妙相，天灯导引，幡盖旋绕而下”，这些神奇的景象统统被宫廷画师描绘了下来，形成一幅长卷，展现当时的历史图景。这卷宝物曾长期收藏于噶玛噶举派祖寺——楚浦寺中，不但曾经是该寺的镇寺之宝，也是明代汉藏佛教艺术品中的最具历史意义的宝贝。史载其他西藏法王如大慈法王等于帝京活动的场景，也都有被描绘成类似的长卷的，至今花落何方，则尚待发现。

　　永乐为藏传佛教事业的发展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是1410年在南京完成的藏文“甘珠尔”经的刻印。这部藏文大藏经被后人称为“永乐甘珠尔”，既是最早的藏文大藏经刻印版，也是现存最早的藏文印刷书之一。印成之后，曾分赐汉地的五台山、西藏的萨迦、帕竹和色拉等地寺院，蒙古的俺答汗当也曾经得到过明朝廷的赏赐。但目前知道的只有拉萨的布达拉宫和色拉寺两套完整的收藏了。布达拉宫的这套原来是萨迦寺的收藏，“文革”时从萨迦转移到了布达拉宫中。而色拉寺的这一套则是该寺创立者大慈法王直接从南京带回来的。大慈法王原本是宗喀巴大师的一位侍从，代师出使明廷，深受永乐皇帝喜爱，遂成为格鲁派初期历史上的一位大人物。他不但在北京和东部藏区最有影响，而且还凭借在朝廷得到的大量赏赐，回拉萨建立起了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而其中的镇寺之宝就是他从南京带回来的这套永乐版甘珠尔，以及同样也是汉地制造的十八罗汉像，色拉寺可谓是汉藏文化交融的一个标志。

　　值得一提的是，现藏于色拉寺的缂丝唐卡“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像”虽为明宣德年间所造，但其价值绝不低于刚刚以天价成交的这幅红阎摩敌唐卡。当时还有不少像大慈法王一样的西藏喇嘛，他们曾经长期在汉地活动，得到过明朝皇帝的大量赏赐，也从汉地带回了大量唐卡、金铜佛像等佛教艺术品。此外，朝廷派去的使臣也曾给西藏众多的寺院带去过很多唐卡和佛像作为礼物，西藏著名的寺院几乎没有不和朝廷发生关系者，应该有大量明代佛教艺术精品散见于西藏各寺院中，它们无疑是现今存世的最宝贵的汉藏佛教艺术品的代表之作。

　　永乐甘珠尔对于研究藏文大藏经形成、传播之意义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世界上有不少专家曾对它做过用心的研究。遗憾的是，当时刻印的永乐大藏经大部分已经佚失，除了上述藏于拉萨的这两套之外，尚未见有其他地方有完整的收藏。但其散片、残本则多见于世界各地，例如在波士顿、柏林等地的图书馆和私家收藏中都曾出现过，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发现更多的永乐甘珠尔，并把流失于世界各地的残本作为国宝“引渡”回国。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中国古代文物、秘宝之宏富和珍贵世所共知，但人们或许不知道的是他们的镇院之宝竟然是两部于明正统年间宫廷书法家用金泥抄写、并配有精美绝伦的密教喜金刚等本尊佛图像的藏传密教仪轨，即《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这两部仪轨的传承者就是深受明太祖和明成祖推崇的俱生吉祥上师和智光大国师，而其译者莎南屹啰或当是智光的弟子。当时以这两位大师，以及随后活跃于明廷的来自安多的西番僧大智法王扎释班丹为首，在北京渐渐形成了一个西域僧团，修习和传播藏传密教，莎南屹啰当就是这个僧团中的一员。当我们可以确定他是一位明代译师的身份之后，即发现原来被认为是元代翻译的大量藏传密教仪轨，包括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那些被以为是八思巴帝师编集的那些仪轨，原来都是明代的作品。这说明元、明两代的交替不但没有中断藏传佛教于中原汉地传播的进程，而且藏传密教于明代中国的传播在深度和广度上甚至都超过了前朝。其中永乐、宣德两位皇帝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和支持最引人注目，这也是为何今天所见到的明代汉藏佛教艺术品以永乐、宣德两个朝代的作品最多，也最珍贵。

　　长期以来，出于对藏传密教的无知和偏见，同时也受限于文献资料的匮乏，我们对藏传密教于明代中国传播的历史所知甚少，甚至很不情愿相信像永乐这样有作为的皇帝也曾经是一位藏传密教的信徒，更想不到藏传佛教曾经在他的支持和倡导下，曾经在中原得到了十分广泛的传播。今天，随着大量明代特别是永、宣年间的汉藏佛教艺术品的再发现，以及大量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发现和认定，这一段长期被遗忘和忽略的历史才重新被人记起和重视。就像这张被以天价交易的唐卡曾是汉藏佛教艺术交流、交融的结晶一样，藏传佛教于明代中国的传播是汉藏两个民族、两种佛教文化传统之交流和交融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段非常值得珍惜的佳话。当一张天价唐卡的交易吸引了当下亿万人之眼球的同时，我们或也应该借此而唤醒我们对明代汉藏两个民族之宗教文化交流史的记忆。像这张唐卡一样的汉藏佛教艺术品，应当是我们全中国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