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国画必须会赏董其昌

　　8月1日至10月31日，“天机妙化——院藏董其昌书画作品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这是一位在中国艺术史上承前启后的书画家，他的画论与书风，不仅在明末到清初影响巨大，甚至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书画界。

　　董其昌是一位明代书画家，擅画山水，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气韵深厚；书法清淡闲适，自成一家，开创了松江画派，名重当时，并成为明末清初书画界主流风格。

　　据广州艺术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陈志云介绍，艺博院历年来共收藏董其昌书画作品超过70多件，藏量在广东地区数一数二，这次是艺博院成立以来首次进行董其昌书画专展，过半数藏品将与观众见面。这些藏品以手卷与册页为主，其中许多来自社会捐赠，如容庚先生，便曾向艺博院捐赠过多件董其昌书画真迹。

　　学古而不泥古，书法影响当代

　　明末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思想大解放的时期，禅宗盛行、提倡个性解放的泰州学派影响广泛，文学上有公安派提倡性灵说、李贽提倡童心说……在那样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化背景下，董其昌的创作也同样体现了类似的精神实质。

　　董其昌的书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但并非泥古不化，相反，他很强调个性的解放。广州艺术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本次展览的策展人翁泽文副研究馆员告诉我们，董其昌很年轻时就想摆脱当时流行的吴门书风的影响，最初从学习唐人书法入手，临摹研习颜真卿、怀素等人的书风，后来又上溯二王。

　　在董其昌的一生中，临摹过大量前人作品，在这次展览中就可以看到不少。这难免会给人造成一种误解，觉得他是摹古一派的，其实他是学古而不泥古，讲求神似而非形似。他的临摹，其实正是一种再创作，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此次展览的标题“天机妙化”，正来自人们对董其昌山水画的评价——天机溢发。

　　在当代，董其昌书法也依然影响深远。上世纪90年代，“新古典主义”书法思潮出现在当代书坛之上，一批中青年书法家主动向传统回归，重新认识中国书画史上优秀的书法家，从他们身上汲取特点，这其中董其昌书法也是“新古典主义”书风重要源泉之一。到今天，新古典主义仍然是书坛上比较强劲的一种流派。

　　如何欣赏董其昌的书法

　　董其昌的追随者甚多，甚至连傅山、朱耷这样个性强烈的书画家，早年也曾学过董其昌的书法。进入清代，康熙皇帝更是董其昌书法的“重度粉丝”，以至于董书成了当时的“流行书风”，长盛不衰。这肯定不光是因为董其昌显赫的政治地位，而是因为他独到的艺术风格。

　　“概括来说，董其昌的书法特点是用笔轻淡、结体内敛、章法虚空。”翁泽文告诉我们，董其昌用笔非常轻淡，几乎是用笔锋来书写，不重按，用墨也比较淡，这体现了董其昌对“平淡天真”的美学追求。

　　在这次展览中，有一件董其昌临唐宋诸家书的手卷，其中临怀素的部分特别明显。翁泽文说：“怀素的书法特点，线条虽然也很细，但是很有力度，可是董其昌的临本就不是这样，他不追求力量，用笔变化与怀素还是有区别的。”

　　结体方面，董其昌受米芾与苏轼的影响比较大。翁泽文说：“苏轼的字型在最后是往里收的，不是常规上小下大那样讲究稳定和力量感，而是讲究一种趣味和韵味。这对董其昌书法的结构影响很大。”

　　章法方面，董其昌书法也很有特点。翁泽文介绍说：“我们以前也展示过不少明末清初的书法作品，基本的章法特点是行距宽疏，但是字距比较密。董其昌的作品就不同了，他行距也宽，字距也宽，有人说，从量化的角度，把他整张作品点划的面积总和加起来跟空白面积相比，悬殊是非常大的。这在前人作品中也比较少见，如此虚空，表现出的正是一种空灵的艺术趣味。”

　　董其昌画论对后世的影响比其艺术实践还要大

　　应该说，董其昌的画论对后世的影响，比他的艺术实践还要更大。“南北宗论”就是他提出来的。

　　禅宗分南北，北宗尚渐修，南宗倡顿悟，董其昌把这种分野套用在绘画史上，把绘画史上的作品也分成南北二宗，一般来说，院体画那样注重功夫的，被他归入“渐修”派，而带有书卷气的、天然趣味的文人画，就归入“顿悟”，归入南宗。

　　他用这套自出机杼的画论总结山水画史，对唐、五代、宋、元诸家均有评述，强调画家的道德修养及思想境界，进而标榜士气，提高文人画的地位，但同时也助长了绘画上的宗派之争。

　　“南北宗论”一出，向下影响到绘画主流的发展，向上影响到对画史的把握，在当时反映了一般士人的审美意识，尔后又左右了一般士人的审美心理，直到今日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清代许多人赞同并从各个角度补充了这一观点，到了近现代，艺术理论家们又从哲学观念、社会政治条件、时代文化思潮等角度探寻着“南北宗论”的内在依据。

　　董其昌自己本人是偏向南宗的。无论在绘画还是书法上，从他所学习的对象和他自己的作品来看，这一点都很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董其昌就不讲“渐修”。翁泽文介绍说，我们耳熟能详的那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就出自董其昌。他对前人的临摹揣习，本身就是“渐修”的过程。

　　“南北宗论”的两分对立，也使许多人持批评和否定的意见。陈志云说，明末画坛受南宋院画影响比较大，“北宗”风格比较明显，所以董其昌的理论与实践，是对当时画风的叛逆。但我们看清末画家溥儒的作品，是用院画的北宗绘画技巧来画出高雅的文人气息来，又是对董其昌的一种反叛。“所以我们看一个艺术家、一件作品的情趣高雅与否，和所使用的技法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关键是艺术家的个人修养与艺术表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