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红色博物馆生存艰难：年轻参观者多走过场

　　10月25日，法治周末记者抵达江苏省泰兴市的前一天，泰兴红色文化博物馆馆长赵玉刚正忙于配合泰兴市电视台的采访。近期，从接受采访的频率来看，他俨然已是泰兴市的名人。

　　但在他看来，名气并未给自己带来其他收益。

　　上世纪80年代起，赵玉刚开始收藏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物件，包括抗战时期的书刊报纸、解放战争时期的证章等。迄今为止，这些红色藏品已逾两万件。

　　2009年7月1日，经江苏省文物局批准，赵玉刚建立泰兴红色文化博物馆，门票免费。2011年，泰兴市黄桥分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2005年，我国实行非国有博物馆准入制度，短短几年内，民办博物馆的数量上升至五百余家。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发现，其中，红色文化主题的民办博物馆已有十余家，其中多为具有红色情结的民营企业家创办。

　　2013年9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了《民办博物馆建立标准》(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设立民办博物馆须具有与办馆宗旨相符合、构成展览体系的300件(套)以上藏品及必要的研究资料。

　　这也就意味着，民间红色博物馆馆长，首先应是一位红色收藏家。

　　如今，赵玉刚却面临着博物馆每年都在赔钱的窘境。“来看的人很少，大都是本地人。”他告诉记者。

　　赵玉刚还透露，为数不多的参观者中，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接待参观者的经历让他勉强承认，“红色藏品确实很难勾起青年人的感情”。

　　馆长们的红色情结

　　2012年，曲江革命传统教育博物馆于陕西省西安市动工。

　　此前，曲江革命传统教育博物馆的馆长张海英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陕西睦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数十年前，他只是陕北一个普通的农民儿子，在工地里摸爬滚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下，张海英方才完成了人生华丽的“逆袭”。

　　几年来，他收藏红色藏品共计四万多件。个人投资筹建红色博物馆的想法，慢慢变成了现实。

　　与张海英不同，泰兴红色博物馆的馆长赵玉刚则有着另一种出身。

　　赵玉刚的父亲曾是苏州大学的一位教师。1969年，不到5岁的赵玉刚亲眼目睹了父亲挨批斗的过程。之后，他躲在家里不停地抹眼泪。彼时，“令人羞耻的家庭成分”甚至让他感到，比小伙伴们矮了一头。

　　这段记忆伴随了他整个少年时代。

　　1982年，赵玉刚入伍。

　　“我的入伍，意味着父亲冤情的洗清。更重要的是，入伍意味着党和国家是清明的，他们承认了我，我的家庭成分不再受人歧视。”

　　在军队中，赵玉刚一呆就是5年。也正是这一期间，他从收集邮票开始，迷上了收藏与“红色”有关的所有物件。

　　退伍后，创办企业的赵玉刚开始在工作间隙，四处寻找红色收藏品。

　　在江苏省扬州市，赵玉刚的红色文化博物馆联络点中，推开门，最先看到的就是两幅并排着的毛主席画像，墙上的柜橱中摆满了毛主席的小型雕塑，门前的柜台中则是密密麻麻、大小不一的毛主席像章。

　　“现在，我搞红色收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敬仰毛主席。”赵玉刚反复说道。

　　无独有偶。号称“中国红色第一馆”的皇凤楼博物馆的馆长傅伯瑜同样崇拜毛主席。痴迷于毛主席的书法，十余年来，他每天坚持临摹“毛体”上百张。有人评价，他临摹的作品，几可乱真。

　　1951年，安徽省淮北钟源阁红色博物馆馆长钟鑫，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文革”期间，父亲蒙冤入狱，全家从县城迁回老家农村。

　　即便如此，1970年，钟鑫仍得以被推荐上高中，还获得考取大学的机会。此后，他成为一名煤矿工人。

　　回忆起数十年前的红色浪潮，钟鑫依旧激动不已。

　　“从中央到地方，男女老少佩戴着毛主席像章，那是荣耀，是骄傲。”他回忆。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法官华新辉多次被授予“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称号，现在，他更希望自己能“做好党的宣传员”。

　　2008年，一个偶然的契机，华新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参观。感动于当地群众浓烈的红色情怀，他却发现，不少红色物品仍然散落民间。

　　当即，他作出了到乡间收集红色物品的决定。

　　据媒体报道，在收集红色物品的过程中，华新辉拜访了当地的老红军，抚摸着红色物品，在老红军们的每一段记忆中，他感受着“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坚定而崇高的追求”。

　　“参观延安、拜访老红军的过程中，我似乎看见那洒满鲜血的路上，一个个脚印记载着革命者的风雨沧桑。一次次精神的洗礼，一次次灵魂的撞击，使我产生了收藏红色记忆纪念品、建红色历史博物馆的强烈愿望。”华新辉说。

　　被视作“珍宝”的收藏品

　　在红色藏家们的眼里，每一件藏品中都藏着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不能被人们忘记。

　　一只木质的文具盒，红黑相间的木盖上，部分油漆早已脱落。这是华新辉在江西省兴国县走访时，得到的“宝贝”。

　　在新疆，华新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只文具盒是红军扩大队伍时留下的。当地人告诉他，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烈士就有1.2万名。

　　而赵玉刚的另一件藏品，也让他唏嘘不已。

　　数年前，在日本拍卖会上，赵玉刚的儿子为他拍回了一本抗战时期日本随军记者的相册。

　　“相册中共有60多张照片，其中一半是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生活照。”赵玉刚加重了语气，“但还有20多张，都是日本人残杀中国人的现场照片，都是血淋淋的照片。”

　　赵玉刚的博物馆中另一件“珍品”，是一张1937年日本占领东三省后的布告。

　　“当时，日本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虚伪名义，占领东三省，要求中国军队不得抵抗。这张布告展现出的，正是这一内容。”赵玉刚介绍。

　　2005年，赵玉刚从湖南省张家界搬回了几百件瓷器。这些瓷器的烧制地点是湖南的醴陵窑。

　　“这在当时，都是供给中南海的。”赵玉刚的语气中透着自豪。

　　“这是印着抗美援朝画面的彩窑，肯定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作品。50年代的瓷器上，还有毛主席提出‘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是1964年的号召。印着这行字样的，肯定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制作出来的。”

　　“‘文革’高峰的几年中，不仅瓷器产出很少，产出的瓷器上也多有‘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印字，或者是画着‘毛泽东号’的火车头。”

　　在这些或印字、或印彩色画面的瓷器上，赵玉刚能看到一段段历史。

　　“我们是红色藏品的守护者，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让红色文化持续地传承下去。”赵玉刚说。

　　传承红色文化，也是其他不少红色收藏者的心愿。

　　华新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的孩子没有机会再去经历那段革命先烈的奋斗岁月，但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让他们记住，现在的幸福生活究竟是谁创造出来的。而在他看来，要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红色岁月，只有这些真真切切的红色藏品最有“发言权”。

　　华新辉的红色收藏中，还有颇具法治色彩的藏品。

　　2010年9月，华新辉在江西省兴国县收集到一本如身份证大小，纸张发黄的小册子，但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上，却记录着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

　　这本册子是1963年2月20日，中共泰和县委员会印发的国家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婚姻法，该婚姻法全文共8章、27条，繁体字成文。内容有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和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男满20周岁，女满18周岁，才能结婚等。

　　“从这些红色收藏中可以找到我们法治进步的足迹，这也是我热衷于它的一大原因。”华新辉解释道。

　　年轻参观者多“走过场”

　　“一张油画画的是一段历史，有成千上万人的共同经历；一张油画画的是一件事情，却有着千万人不同的故事。”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安徽省淮北钟源阁红色博物馆馆长钟鑫感慨道。

　　钟鑫的馆中收藏着一幅《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油画作品。有一天，祖孙三代来参观，老者是一位退休老干部。看到这幅油画时，老人激动不已，连声说道：“太逼真了，和当年的情形一模一样。”

　　原来，老人曾经是一名受到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

　　后来，老人的儿孙多次找到钟鑫，希望能购买这幅油画。他们告诉钟鑫，看到这幅画后，老人几天没能睡好觉，翻来覆去给儿孙们讲述当年受到接见的场景。在老人的孙子看来，“这是家庭的荣誉，更是爷爷难忘的历史和骄傲”。

　　据赵玉刚观察，红色藏品的受众，主要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至于年轻人，“他们顶多是好奇罢了”。

　　“有一次，七十多名党员集体来博物馆参观，他们其中甚至还有渡江战役的见证者。当时，恰巧有电视媒体采访，一向沉稳的老同志们都抢着上镜头，谈感受。”赵玉刚的声音低了下去，“经历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年代，他们对红色藏品有更切身的体会。”

　　然而，“很少有年轻人来博物馆参观，即便来了，顶多也是挂着淡漠的表情，走过场似地说一句，‘能保留到现在真不容易’”。赵玉刚的声音中有些无奈。

　　“‘80后’们听说了一些‘文革’时期的事件，于是对那个年代充满了好奇心。”钟鑫说。

　　钟鑫的博物馆位于淮北市国际商城名品街，这是当地一条繁华的步行街。成立至今，每年接待参观的人数逾万人，其中三成为“80后”。

　　与钟鑫相比，赵玉刚的博物馆堪称门可罗雀。据媒体报道，国庆长假最后一天，泰兴红色文化博物馆大门紧闭。赵玉刚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称，除当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旅游团外，每天博物馆的参观者最多只有五六个人，且大多是本地人。

　　赵玉刚还告诉记者，据他了解，除了民间红色博物馆，一些以红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景点近年门票收入也急转直下。

　　守馆难背后

　　记者梳理发现，民办红色博物馆建立伊始，往往都得到了媒体的争相报道。然而，多为免费参观的博物馆，经营情况不容乐观。

　　赵玉刚告诉记者，博物馆自2009年成立以来，每年亏损均为20余万元。钟鑫的“红馆”勉强靠自己名下的画廊与商贸生意支撑，每年的亏损约为50万元。

　　早在2012年，媒体报道称，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的红军革命文物博物馆自2001年开馆以来始终负债经营，每年运营成本至少在两万元以上。

　　建川博物馆聚落是目前国内民间资金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的民间博物馆，据馆长樊建川称，博物馆每年需要自己的公司贴1000多万元。当前，建川博物馆聚落已与四川省安仁镇其他旅游区合并，共收取门票100元。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缺少资金，法治周末记者梳理的16个民间红色博物馆中，有11个博物馆位于县级市，其中又有7个博物馆位于乡镇或乡镇以下单位。16个博物馆中，能在电子地图中找到详细地址的尚不足一半。

　　交通不便，使得民办红色博物馆很难吸引游客的眼球。

　　钟鑫告诉记者说：“红色收藏对抢救革命文物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我们不收门票，也没有政府补贴。”

　　但不少民办红色博物馆仍在坚持。

　　一些民营企业家创建的“红馆”依靠自身企业“输血”尚能支撑，但不少由农民创办的博物馆却是“开馆容易守馆难”。

　　红军革命文物博物馆馆长黄礼斌对红色藏品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藏品。但“跑遍了赣州所有银行”的他，得到一致答复，“红色藏品无法衡量价值，加上他的博物馆没有收入无法还款，因此无法放贷”。

　　他希望有实力、有眼光的人来注入资本，同时希望国家能成立权威的文物鉴定机构，可以鉴定红色藏品的价值，以获得银行贷款。

　　即便守着两万余件的红色藏品，赵玉刚仍不舍得出售其中任何一件。指着身边一幅画，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一年内，精品宣传画的市场价格上升了50%，但其夫人与儿子却并不理解他对红色藏品“只买不卖”的不舍。为此，妻子会经常唠叨他，好在儿子还愿意为他从日本拍下数万元的红色藏品。

　　“宁愿吃方便面，也不愿卖掉一件藏品”的他，希望能尽快找到一位同样喜爱红色文化的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