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愚工笔画的师承由师而来，由教而去

一日为师，终生为师。这一句老话在艺术领域中尤被谨记。

艺术家们不仅仅是在绘画技巧上遵从老师而又不恪守风格，在言谈、修养、品格上也由师而来，由教而去。

工笔艺术家郭汝愚的师傅是冯建吾、李琼久、赵蕴玉、朱佩君、伍瘦梅、刘继明、陈亮清、陈子庄这些响亮的名字；而如今郭汝愚又成为了吴浩、陈志才、刘成海等中年艺术家的老师。一代一代，中国画也在不同的名字中继续流传。

郭汝愚《荷花鲤鱼》

吴浩

年近半百拜师，坚持川味幽默感

吴浩是四川自贡人，从小就喜欢郭汝愚的画。 以前在老家时，吴浩曾有一位启蒙老师，教了他5年，90多岁去世后，吴浩一直独自画画，再没拜过其他老师。对于他来说，艺术道路上的老师不仅是引路人，学生对老师“从一而终”更是一个道德问题，不能因为利益、什么好卖就去找谁学。

2007年，吴浩到了成都，才机缘巧合，由朋友介绍拜郭汝愚为师。“水墨画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概念，师生之间不是单纯的教学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师承关系。”吴浩说，这种师承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情感，而不光是学会了多少，艺术上得到多少。如今较少人提到“艺术的师承关系”，吴浩说，以前的从师总是先修德，再修业，而如今师承关系已经异化为更加现实的东西。

吴浩也是在诗书画院的郭汝愚学习班上课，平时两家住得也很近，吴浩也常去郭家拜访。用吴浩自己的话说，他和郭汝愚“感情也很深，恩同父子”。

年近半百再拜师学画，吴浩的工笔创作在技法上没有太大变化，郭汝愚对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多年来的绘画实践经验，加以吴浩自己对绘画的认识，形成的综合学习效果。吴浩的题材来自他的生活和内心活动，由此自然形成了自己的性格符号。最大的标签就是“四川的”，土生土长的四川人画出来的东西自然是纯粹的川味，工笔刻画的逗趣人物带着些许幽默感，淡雅颜色又透出浪漫悠闲的调子，场面很有幸福感，“看了我的画，观众就可能知道，四川人就是这样生活的。”

吴浩《玄奘西行图》

陈志才

与老师一样，工笔与写意兼顾使用

陈志才2004年开始随郭汝愚学习工笔画，和老师一样，在工笔与写意转换方法，取各自优点。

“传统的工笔有些死板，比较简单生硬。我就在想怎样去把写意、工笔画相融合。”陈志才是从写意慢慢进入工笔的，如今结合了两种概念，并将当代的表现方法加入传统的笔墨，达到工写兼备的程度，再来表现他的主题。

陈志才希望自己的这种融合方式能摈弃两者的缺点。在他看来，写意有时不够严谨，寥寥几笔，很多人对写意绘画也表示看不懂；工笔则太过技术化，在追求精致的同时缺乏了写意的情趣，“如果把写意和工笔结合得自然巧妙，就能让画面既有写意的气势磅礴，又有工笔的精致细腻。”

工笔在历代以来，延续的都是皇家宫廷绘画方式，古代的官办画院都是只画工笔。作为技术活的工笔画，沿用至今，在艺术家的手中有了更多创新。“老师的工笔画得很散淡，不像传统工笔画看着非常紧实，只注重简单的用线。”陈志才沿袭了郭汝愚的“松散”画法。而这也得益于很早以前完成的传统工笔技巧的学习。

陈志成《花鸟》

刘成海

郭汝愚因材施教，工笔重彩更显生动

刘成海2007年以前没画过写意画，直到在郭汝愚工作室学习时才开始接触。之前刘成海在北派人物画家李仲海门下，后来得到张大千弟子赵蕴玉指点。

刘成海是郭汝愚班里成长很快的艺术家，以工笔重彩，人物，花鸟著称。工笔即是运用工整、细致、缜密的技法来描绘对象，其中，工笔白描就是完全用墨的线条来描绘对象，不涂颜色；工笔重彩，就是工整细密和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刘成海的绘画以后者为主。

一般人的理解是画面颜色浓重，就是重彩，或者，画面上颜色涂得厚就是重彩。刘成海认为，只有画面上应用了矿物色（包括天然矿物色和人工矿物色）才能成为重彩画，矿物色的应用代表了重彩画这一中国画传统的艺术品味，中国传统绘画里面，绢本的卷轴画包括工笔人物和工笔花鸟，还有青绿山水，有很多都属于重彩。古代绘画中可以使用的化学颜色很少，而植物性的颜色保存性能较差，留存至今的工笔画正是大量使用天然矿物色的结果。中国传统壁画是典型的重彩画，包括寺观壁画，石窟壁画，墓室壁画等，留存数量巨大，分布广泛，艺术水平高，是学习重彩传统的重点。

虽然学习工笔的时间不长，但刘成海成长很快，郭汝愚的工写结合理念也让刘成海获益良多，“郭老师不是那种程式法的教学，而是因材施教。学习了写意画以后再画工笔就轻松多了，整个画面就不呆板死气，用笔用线用色更显生动。”

刘成海《玉川子煮茶图》

“菩提树下———郭汝愚师生联展”

展览时间：4月13日～5月7日

展览地点：岁月艺术馆（成都市锦江区工业园区三色路38号博瑞·创意成都B座3F）

“传承”让艺术思想有源可寻

  文/郭汝愚（工笔大师）

在当今世界艺术之林，像中国画这样以国名命名的绘画艺术是不多见的，原因是它有十分深厚的历史渊源，一直沿着自身的轨迹发展着。今天中国画十分繁荣，表现方法十分丰富，其中有的技法明显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主流文化仍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色，这要归结于强有力的中国文化底蕴。

中国画是哲学性的，与早期西方画的科学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也互相学习、渗透。现在西方画也注入了大量的哲学性，然而中国画从开始到现在未真正写实过，也没极端抽象过，它有自己的发展轨迹、技法，艺术思想都有源可寻、有踪可觅。这就是中国画发展的重要特色———传承关系。

我认为“传承”是文化上的而不仅是技法上的。只要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气质、修养，它所体现的艺术本身也就有中国文化精神。“传承”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继承关系。

我从事国画工作已五十余年，受益于前辈诸多画家，聆听过冯建吾、李琼久、赵蕴玉、朱佩君、伍瘦梅、刘继明、陈亮清、陈子庄等前辈的教导，反反复复地受过他们的影响。那时在技法上学得多一些，在不同阶段出现过有比较明显的冯建吾、李琼久、陈子庄的面貌，可见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也给我形成自身的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个画家，他的作品就是一个文化的反映，作品的高低与他所折射的文化含量有关，这与其传承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绝不是凭空而言的，更不是想当然而来的，甚至于很离谱的“当代艺术”也不是天外来客。

在中国画的发展道路上，我走过了五十余个春秋的漫长道路，从继承到发展有了自己的风格，创造了融入寓意精神的工笔画风，我的弟子们在这一艺术思想上体会发挥得很好，有不同程度的感受，他们在这一传承基础上寻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宋国良、陈志才、吴浩等人在国画道路上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是当今中青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风格个性十分突出，从他们走过的艺术道路来看，其传承轨迹和他们的创新精神融合得非常巧妙与深刻。李寿友、李麒、刘成海也在这条路上发展，探索寻求自己的艺术亮点，正逐步趋于成熟。魏华、冯露是很优秀的女性画家，她们各自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艺术道路，凸显自己的艺术理念，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点。

自古以来有“教学相长”的观念，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中国画不会在传承关系上出现偏差，走进死胡同的原因之一。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相互学习、互相影响，使其更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