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什么突下决心要搞起垃圾分类

一场“垃圾强制分类”大战正在上海火速拉开战线。但这不只是一场上海人必须打赢的战争。这还是一场事关所有中国人的战役。如果连“魔都”做不好垃圾分类，中国的垃圾处理水平继续原地踏步，而中国人就必须继续坐享垃圾围城，承担垃圾焚烧致癌率难以有效控制的后果。

这也是一场强弱区域之间的垃圾大战。垃圾处理同样有一条被富裕、贫困划分的鄙视链。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当大城市无地可埋时，垃圾上山下乡，包围了农村、甚至三四线县城。

中国急着向垃圾宣战。一场垃圾新生活运动正在上海如火如荼的展开

在上海大大小小的社区里，一夜之间楼道里的垃圾桶全不见了。现在，大约500户才分得一个垃圾投放点，更重要的是，不能任性倒垃圾。按规定，居民一天倒垃圾的时间段只有早上7:00-9:00以及下午4:00-6:00，垃圾必须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类投放，违者个人罚款50-200元。

一时之间，“魔都”民众有点懵。

不会分类的市民不敢在居委会大妈的虎视眈眈下公然丢垃圾，只能在晚上偷偷摸摸去丢。继失去“水果自由”之后，现在连“倒垃圾自由”都没了，这可能要成为压垮“魔都”“996”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上海为什么突下决心要搞起垃圾分类？

事情可以追溯到去年11月，最高领导人在上海视察时说的那句鼓励话：“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上海雷厉风行，两个月后就通过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宣告从今年7月1日起，上海将成为中国第一个实施“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

随着倒计时的逼近，上海的各社区这才开始风风火火行动起来。

上海，乃至中国垃圾分类的老黄历，其实可以翻到2000年。你没看错，中国的垃圾分类已经进行了19年之久！当年确立了8个试点城市，摩拳擦掌，好不热闹。这么多年来，各地想到什么就干什么，街道上的垃圾分类筒也走马灯似地翻新花样，而垃圾分类却一直原地踏步。

2016年6月，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文件提出，到2020年底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分类。2019年2月份，住建部明确要求：

从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这是继宣布2018年1月1日开始禁止进口“洋垃圾”后，中国再一次向垃圾发出的主动进攻信号。

为什么，中国这么急？

中国已经不能再等下去了。

中国是一个垃圾生产大国。早在2004年中国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垃圾制造大国。德中环境与能源促进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全国生活垃圾年产量为4亿吨左右，并以大约每年8%的速度递增。

但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人这么多年来因为垃圾处理不善而付出了沉重的环境、健康代价。

一直以来，中国处理城市垃圾的方法是以填埋为主。

在2010年，导演王久良拍了一部《垃圾围城》震惊世界。这部纪录片展示了光鲜亮丽的北京被周围大大小小的垃圾场包围，它们组成了北京的“七环”，与此同时，土地、水资源的污染情况触目惊心。

2010的北京被400多个大大小小的垃圾场包围（网络图片）

这些日常丢弃的垃圾，会以什么形式回归到北京市民的生活中呢？

可能是吹来的风、喝到的水，是以垃圾为食的猪牛羊生产的肉类奶制品，是在垃圾填埋场上种起来的有机蔬菜水果，甚至是房子、学校下面那块你不知道有没有做过修复的地……

据官媒报道，在当时一位国级官员对《垃圾围城》进行批示，北京市政府决定投入100亿元对周边垃圾场进行治理。

从那时起，北京的垃圾填埋场逐渐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垃圾焚烧厂。

在这个城市寸土寸金的时代，在这个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用焚烧代替填埋，是中国环保的大方向，也是世界解决垃圾围城困局的选择之一。

但说到建垃圾焚烧场，各地市民几乎是谈虎色变。

因为垃圾焚烧带来的二恶英污染物是地球上最致命的有毒物质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二恶英排放后可远距离扩散。一旦进入人体，会长久驻留，破坏人类免疫系统、改变甲状腺激素和类固醇激素以及生殖功能，最为敏感的是影响人体发育，导致胎儿畸形。

虽然专家们一再解释，当焚烧温度高于850℃时，二恶英就不会产生，而现有技术完成能达到这一点。

但是，现实并非如此。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06年中科院环科中心调查了中国4座“最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发现它们在运行了短短2～5年后，焚烧厂区半径500～2000米的土地上，二恶英含量均出现了大幅上升，其中3个厂区二恶英浓度严重超标。

2009年，《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村落癌症有明显增加。

二恶英污染是垃圾焚烧厂的错吗？恐怕不完全是。

民众不做垃圾分类，是减少焚烧产生二恶英的一大阻碍。

在产生二恶英的机制中，有一种是前驱物合成，而前驱物必不可少的元素是——氯。哪里会有氯？厨余垃圾里有那么多的食盐（氯化钠），塑料垃圾里有那么多的聚氯乙烯……

为什么上海的居委大妈们在监督垃圾分类的时候，盯得最紧的是厨余等湿垃圾分类？因为中国居民生活垃圾有一个突出特点，厨余垃圾占比大，在焚烧时需要添加助燃剂，不仅导致焚烧成本增高，而且污染难控制。

有研究指出，如果能够做好妥善的分类处理，减少垃圾焚烧量，二恶英致癌率会有明显的下降。

中国人民大学在2017年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显示，根据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数据，再结合垃圾焚烧厂公布的二恶英数据以及风向预测全市各落地点浓度计算，结果显示：

北京市二恶英可能致癌人数之和为241人/年；

假设经过妥善分类，每年致癌人数将从241人降低至182人。

垃圾分类原地踏步了19年之久，民众参与度不高，那么，垃圾分类回收依靠谁呢？只能是活跃在城市各角落里的拾荒者大军。

曾经的北京，30万拾荒者每年能捡出30亿元，在庞大的垃圾回收江湖里，“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河北人不进城，只能在城乡接合部接应。”

现在的北京，自从减量发展之后，拾荒者再无去处，垃圾分类回收只能靠每一个市民了。

中国人必须打赢这场垃圾战争，垃圾分类只是一个开始。

随着城市扩张的步伐在加快，一场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垃圾战争还会打响，这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残酷现实。

陆媒2018年报道，住建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三分之二陷入垃圾包围之中，四分之一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

早在2009年，南方周末就报道，时任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称：“北京的填埋场都是超负荷运行，四年多不到五年垃圾就无处可填了。”

现在，垃圾处理又出现了新问题——城市垃圾包围农村。

2018年6月，中央四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做好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和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重点整治垃圾山、垃圾围村、垃圾围坝、工业污染“上山下乡”，积极消化存量，严格控制增量，要求到2020年底基本遏制城镇垃圾、工业固体废物违法违规向农村地区转移问题，基本完成农村地区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

越来越多的问题让农村成为了回不去的故乡……

上面我们说到，焚烧代替填埋已经是大势所趋。5月29日，生态环境部也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现阶段我们还是应该大力新建垃圾焚烧厂”。前瞻经济学人保守估计，截至2018年4月，中国生活垃圾焚烧炉数量约为898座。

而从2019年1-4月新建垃圾焚烧厂的分布情况，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鄙视链。

中国固废网统计，截至今年4月30日，2019年中国进入招标、发布资格预审结果、预中标、中标和签约的垃圾焚烧项目达76个，总投资近450亿，垃圾焚烧处理规模逾8万吨/日，这些垃圾焚烧项目基本集中在：以河南、湖南、江西为代表的华中地区，以河北为代表的华北区域，和以山东、浙江、江苏为代表的华东区域。东部、南部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垃圾生产量大，焚烧厂多可以理解。

但是：河南释放13个垃圾焚烧项目，暂时成为项目释放最多的省；虽然受制于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等因素，东北三省开年以来接连释放多个垃圾焚烧项目；半数以上项目落在区县级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且区县级城市占比更大。以河北省为例，4个月内释放的垃圾焚烧项目全部落在区县级城市，垃圾焚烧县域市场全面铺开。

当中国走向大都市圈时代，大城市的郊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居住环境、房屋升值空间、身体健康等考虑，“哪里都好，不要在我家后院”的思维更难消除，垃圾焚烧厂存在的这条鄙视链，正在进一步加速城市大分化。这似乎是一场难以避免的区域冲突，中国能怎么做？难道是向更落后的地区转移垃圾吗？

更实际的解决办法，除了前端的垃圾分类，还有就是提高排污标准。

据能源专家陶光远介绍，国外对二恶英的控制是不遗余力的。德国纽伦堡垃圾焚烧厂一般至少将二恶英排放浓度控制在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并且还在往百分之一的方向努力。日本的排放量一般都不到其国家标准的百分之一。“中国却不是这样。”

日本靠一代人的努力，才换来世界上环保水准最高的垃圾焚烧体系。我们又要需要几代人，才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垃圾分类关系社会的文明程度。上海作为中国民众素质最高的第一大都市，其实施结果，可能决定了中国这场垃圾攻坚战会打多久。有微博大V认为，如果上海最后落得一地鸡毛，中国的垃圾分类会延缓十年。

垃圾分类，中国喊了19年基本一事无成。这一次，中国城市真的能迈出第一步吗？关键就看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