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美术：历史上那一抹风流

黄居寀《竹石锦鸠图》

“贵族生活图”漆盘

　　10月底，由省社科院研究员唐林历时三年著述、100万字的《四川美术史》（上册）终于由巴蜀书社出版。《四川美术史》不仅是省社科院的重大科研项目，更是系统研究四川美术历史的第一部专著。内容从先秦跨越至近代，囊括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门类，探讨了四川美术的渊源及不同时代各门类的流变兴衰等。在历史学家段渝、四川大学美术史专家韩钢等人的眼中，该书填补了中国美术史四川一页的空白，将促进本领域研究和助推四川本土美术创作。

　　“第一桶金”

　　旧石器时代，四川美术的因素逐渐萌芽，到了铜器时代，美术就已开始全面发展。彩陶画、岩画、针刻画等，给我们留下了美术的“第一桶金”。

　　当你在博物院看到一块块古意盎然的画像砖，当你在三星堆惊叹青铜立人像的精美大气，当你正欣赏蜀锦图案的巧夺天工，当你周末安排了满满一天去欣赏各种艺术展时，可曾想过：四川美术之滥觞何在？

　　跟随《四川美术史》的笔触，回望历史，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艺术成就，无不证明，从古至今，四川一直是美术的宝地。

　　在纸张发明以前，美术作品只能留在“硬件”上，石头、金器、玉器、木板等都是绘画的材料。其中，针刻（锥刻）画相当有代表性。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过一件玉璋，璋的两面各有一幅长19厘米的浅线刻图案。图案内容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祭祀场面。而这两面的“祭山图”，并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在各图之间用装饰纹线相隔，以区分不同的场景，人物姿态各异的动作则表现不同的仪式时段。隆起而相叠的山峰不只是丰富画面，还表现了古人崇拜自然……

　　“这种利用錾刻方式和反复刻画方式制作的针刻画主要出现在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金器、玉器之上，数量极少，存世者都是无价之宝。”唐林告诉记者，古蜀文字出现较晚，而图像却很发达，其运用生动形象的图像语言来表达绚丽多彩的精神世界，反映社会生活，也是古蜀历史文化的一大特色。

　　过去，这样的玉璋一般被列为工艺品来介绍，而在《四川美术史》（上册）中，则进入了“先秦绘画”一章。“我觉得它们体现了3000年前四川人最高的绘画水平，因为玉不可能是普通人家的东西，其上的画也不可能是随意创作的，应该出自当时的名匠之手。”唐林说。

　　除了针刻画，出土于茂县的“人头像彩陶画”、珙县、美姑县等地的原始岩画更是采用了矿物颜料作画，狩猎、起舞等画面内容表现了古人的精神世界与艺术理想。

　　高峰年代

　　五代和北宋，是四川美术发展的高峰。北宋平蜀以后，宋太祖除了北掳蜀主，还罗致了不少画工集中于京师开封。宋初，北宋的国家画院——翰林图画院的待诏（官职）中，后蜀画家就占了一半。而出自于后蜀的黄体花鸟画，画风更盛行百余年。

　　宋代史料笔记《后山谈丛》记载，“太祖阅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祖尔。’太祖曰：‘独览孰若使众观耶？’于是以赐东华门外茶肆。”“这是说宋太祖曾亲自将蜀宫画图赐予茶肆与民共赏，让蜀国宫廷绘画走进寻常百姓人家，可见当时蜀国绘画之深入人心。”唐林说。

　　其实，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主孟昶就在成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任用画师黄荃掌管画院事务。他和儿子黄居寀最擅花鸟画，黄氏一脉的画风也被称为黄体。正在编撰的《四川美术史》（中册）中，唐林统计了《益州名画录》《五代名画补遗》和《佩文斋书画谱》等古籍，发现五代川籍画家中，绝大部分出自成都，其数目甚至占南方画家总数的一半以上。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成为当时画家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全国第一大绘画中心。这些画家，在成都周围的佛寺都留下了画迹，其中最著名的有大圣慈寺（今成都大慈寺）壁画。“五代时期的四川地区，拥有良好农业自然条件、天然的屏障地势条件以及美丽宜人的景色。这所有的一切都为其聚集文化精英、物质财富和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和安稳的社会环境，使这一时期四川地区的美术题材不断丰富。”唐林说，这一时期，壁画已经不限于宗教题材，还有贵族们的容貌写真、皇妃帝后的休闲娱乐之事，独立的花鸟壁画也已出现。

　　宋初，黄居寀、黄惟亮、高文进、高怀节等后蜀画家来到开封，一时风头无二。当时，来自南唐的徐崇嗣，按照自己祖父徐熙的方法作画就受排挤，不得不改学黄家的画法。到了宋徽宗时，他更看重黄体的工笔重彩，黄体花鸟画的富贵气更是风行各地画院。

　　美名流传

　　漆器、蜀锦、绘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四川的艺术品通过战争、商贸、对外文化交流等途径流传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让四川美术名动天下。

　　1984年，在安徽马鞍山雨山东吴朱然墓出土了一批堪称精品的漆器，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中国美术史的重大发现之一。许多漆盘背后，以朱漆篆书题款“蜀郡造作牢”等字样，确知这批漆器来自当时的四川。

　　为何这些漆器没有在四川出土，而是到了当时的吴国？唐林认为，当年朱然战功卓越，这些漆器可能是购买的，但更可能是与蜀国的争战中掠夺而去。根据唐林的研究及考古发掘证实，四川产漆器不仅蜚声国内，而且畅销天下。长沙马王堆汉墓、朝鲜半岛等地，都曾出土过。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蜀锦也走得很远。著名的“五星出东方”锦就出现在离成都数千里之外的新疆沙漠中。上世纪20年代，在蒙古塞楞河上游的匈奴古墓群中，探险家发现“双禽山岳树木纹”的蜀锦，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古代关于太阳神话题材中表现最完整、内容最全面的一幅图案。“无论是漆器还是蜀锦，无不见证古代四川与外部交流的密切，而四川的美术也一直具有开放兼容的特质，这种特质一直传承至今。”唐林说。

　　南宋蜀中画家法常是当时中国水墨写意画的集大成者。南宋末年，法常的画开始流入日本，在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学其画法的人不计其数，甚至被称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他的《烟寺晚钟图》《渔村夕照图》《观音猿鹤图》三张作品已经被公认为日本的“国宝”。“一个外国美术家的作品成为日本的‘国宝’实属罕见，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唐林说。

　　古代与四川有关的著名“画史”

　　中国的美术史研究早在先秦的诸子百家著作中已有零星言论。顾恺之的《论画》《魏晋胜流画赞》为最早的美术史文献。中国古代美术史常以画品、书品、画论、书论、画史、书史、书画著录的形式表现出来。

　　○《益州名画录》：又名《成都名画记》，北宋绘画史著作，黄休复编撰。《益州名画录》是一部记述唐、五代至宋初以西蜀寺院壁画创作为主要内容的地区性画史。书中阐述的“逸”、“神”、“妙”、“能”四格，是唐、宋以来历代评论绘画艺术风格和艺术理想的审美标准。它在中国绘画史籍中成为地方画史的先声，是地区性绘画史开创时期的代表。

　　○《画继》：如果说《益州名画录》只是一部地方美术史，南宋四川双流人邓椿写的《画继》则是一部中国画史。该书收集了北宋熙宁七年至南宋乾道三年间的绘画史料，收入219个画家的小传，书中还列有《铭心绝品》一节，记录所见当时各家收藏的绘画名迹，又于最后《论远》《论近》两节论述作者艺术见解及散载宋代画院活动资料。

　　5件四川“国宝”禁止出国（境）展览

　　四川美术史上有不少辉煌的代表。2002年1月，国家文物局发布《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中国64件文物永久不能出国（境）展览。其中，先秦时期的四川三星堆青铜神树和生动刻画原始宗教祭祀场面的玉边璋，秦汉三国时期的绵阳何家山东汉摇钱树，以及四川蜀汉三国时期制作的“贵族生活图”漆盘、蜀地出产的“五星出东方”锦等5件文物，在《禁止目录》中分别位列32位、33位、20位、34位和63位，与著名的后母戊鼎、良渚玉琮王、曾侯乙编钟、红山文化女神像等同列国宝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