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安源》拍卖背后不为人知的官司

如今上了点年纪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文革中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1995年10月，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秋季拍卖会上，拍卖了这幅文革当中由画家刘春华绘制的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成交价高达605万元，创下了当时华人油画在国内拍卖的最高纪录，买方是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分行。

能拿到这幅油画拍卖，嘉德公司费力不小。因为这是一幅家喻户晓的油画，不仅嘉德想要拍卖，荣宝拍卖公司也在谈。这使得刘春华左右为难。当时嘉德的董事长陈东升多次亲自拜访刘春华，最终刘春华决定把《毛主席去安源》给了嘉德。

拍卖会上，一位印尼买家在日本用电话委托嘉德出价，陈东升拿着电话专门代他举牌。另一位买家是建行广州分行。两边一直在争，都不想放手。直到建行出到550万元时，这位印尼客人才最终放弃，建行买到了，加上10%的佣金，一共605万。

拍卖越是成功，影响就越大，往往招来的关注也越多。《毛主席去安源》拍卖成功在社会上很轰动，也给刘春华招来了一场同样轰动的官司。在以后的7年内，这幅画引来了3个司法诉讼，使得《毛主席去安源》更加引人注目。

这幅油画问世于1967年，是由刘春华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期间创作完成的，他当年24岁。因为反对个人成名成家，“文革”中的文艺作品都是不能署名的，所以创作完署名为“北京院校学生集体创作”。当时审查时有人说这画构思不好，说毛主席一个人孤零零的，脱离群众，当刘春华不同意再改，宁愿承担政治风险，于是他就在“集体创作”后面加上了“刘春华执笔”的署名。1968年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刊发该画时署名“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在该画的创作过程中，展览会有关负责人参与过对刘春华绘制初稿的研究、讨论，为刘春华绘画提供了帮助。有关部门拨付了经费，中国革命博物馆还提供了工作条件。

这幅画面世后立即引起轰动，各种发行印刷品多达9亿份，当时的国家邮电部还将《毛主席去安源》印制成邮票发行。

1969年，拨款单位决定将《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交付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保管。1980年7月，刘春华以该画系个人创作为由申请将画从革命博物馆取走，革命博物馆在未经有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就将画发还给了刘春华。1995年7月，刘春华将该画委托嘉德公司拍卖。在整个拍卖过程中，甚至在拍卖结束后3年内，没有人向他提出索要拍卖价款的请求，但随后出现的诉讼把刘春华告上了法庭。

1998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以财产返还为由将刘春华和中国建设银行告上法庭，请求判令被告返还非法处置占有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1999年10月，“文革”时参与该画创作的郝国欣、李绍洲二人将刘春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画为合作作品，著作权为集体所有。

2001年3月15日，刘春华以确认作品署名权为由将李绍洲反诉至法庭。

历经近4年诉讼后，2002年4月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毛主席去安源》引发出的三起归属权、著作权纠纷官司做出了一审判决：

首先，因为中国革命博物馆起诉追索《毛主席去安源》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所以革命博物馆已丧失了胜诉权，故驳回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诉讼请求。判定刘春华应是该画的惟一作者，享有著作权。

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法院还委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该画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是该画自革命博物馆收藏之日起就属于国家馆藏一级文物，《毛主席去安源》的所有权归国家，而后来将该画发还刘春华的行为，过错明显。但是，革命博物馆于1998年8月起诉追索该画时，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故不能再通过诉讼实现追索。加之该画目前尚在建设银行保管，国有状态没有改变，故对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诉讼请求，法院没有给予支持。

法院同时指出，虽然刘春华不是《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所有人，不应得到拍卖价款，但出于同样的诉讼时效原因，刘春华不自愿交还价金，法院也不能强制扣还。

法院同时对郝国欣、李绍洲诉刘春华侵犯著作权一案也做出判决，以创意构思不享有著作权为由判刘春华胜诉。

因此，刘春华在三起官司中赢得了其中的两场，而他反诉李绍洲作品署名权被法院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