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才是寻找水墨答案的最佳方式

　　广州铁幕画廊今年又一力推的年轻艺术家作品展，与之前铁幕选择的年轻艺术家比较而言，此次的《墨印》展览中的黄伟鸿和陈文苑在展览经验这块显得更为青涩。

　　就选择年轻艺术家的标准问题，雅昌艺术网华南站记者也问询了此次展览的策展总监方琼女士。她认为在挑选年轻艺术家工作方面应该持一种严谨的态度，通常会对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是否有延续性做相应考究。在交谈中，她说到也许有些艺术家画的的确好，市场预测也应该不存在太大问题。但如若这些艺术家只是将绘画当成短时间的工作而没有将其当作可延续性的长久事业，那么无论是对那些希望通过艺术品作为商业投资的买家还是对于像她们一样有意愿推出年轻艺术家的机构都是不利的。

　　西方教育语境下实验水墨的探析者

　　当观者回到展览本身，不难看出。展览《墨印》就一定程度反映了她的选择标准。首先从陈文苑的作品谈起，来自山东的陈文苑现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一年级，在此次展览中，她将作品分置为两个部分做一个“墨性”展示。水墨小狗和水墨试验画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没有一个紧密的逻辑联系，但对于艺术家而言，清晰的艺术路径还是俨然于面上，从个体特性的工艺性表达开始转向多种物象图示之间的融合实验。

　　无论从陈文苑的哪部分展品来看，都能轻易判断出作者是一个在西方艺术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而现执于中国水墨绘画的人。虽然整体构图有大面积的刻意留白且与经典工笔画《百禽图》有类似的散点透视，但是当视点聚焦于主体，主体强烈的体积感就迸发出西式的紧密。这已经不是陈文苑个人的问题，而是科班美术学院学生们都面临的一个困境。

　　但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这种困境只要利用的好同样可以定义成更为客观的“机遇”。之所以称之为“机遇”，首先因为这样的传统与自身教育文化的差异必定会带来艺术家对内在思维模式的拷问和修整，从而带来更多的灵感氤氲。其次，这样的西式艺术教育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变得更加系统和科学，从而给传统和实验支上了一架鹊桥，有利于艺术形式发展的多重可能性。

　　陈文苑实验水墨作品《有我》.

　　玩转于多重艺术材料之间的尝试者

　　这种实验性地探索艺术形式可能性的创作方式也出现在此次展览的另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中，图示意味浓重的套色版画，童年符号鲜明的纸本拼贴都，都是来自于这位仍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研究生一年级的黄伟鸿。在纸本拼贴系列作品中，我们能找到属于我们那个时代有关童年的集体记忆，镜像的反应在第一时间可以抓住观者的眼球，而再仔细观看后又会发现那些记忆仿佛也如同画面元素一样已经成为碎片，消逝于时间的漩涡。共鸣成就了黄伟鸿这部分作品“有意思”的部分。但正如邓箭今老师在此次展览的研讨会中评论这批作品时说的一样，这样的形式更像是在做一件作品的方案策划，如若真想结合这些元素做出一件有作品感的艺术品那么还需要考虑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完善，避免其不只是成为一种痕迹的记录。

　　二在套色木刻作品部分，作者黄伟鸿在介绍其中一件名为《异变》时就说道：“希望通过原本置于容器里生命力很强的东西，从容器中取出却还保留着原本的形状，这是意味着惯性太大，还是已经形成了模式?它已经失去自我，从原本的东西异变成了另外的东西。"画面和作者想表达的意愿还是贴合的，一个红色似血管又似树根的正方体半悬于绿色方形容器之中，两个物件的两种颜色叠加，一定程度上将套色木刻的技法成功的服从于自己的创作理念。而图式化也是黄伟鸿这批套色木刻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和他的纸本拼贴一样，木版的单刀用法总会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无疑是好。但同样力度背后往往是木刻本体语言的削弱，作品感的削弱，这也是作者在做完这批作品后一直思考的问题，究竟怎么样处理才能使得两者得到各自的平衡，这就得期望黄伟鸿在日后创作中的各种实验中找到答案了。

　　黄伟鸿套色木板《异变》

　　黄伟鸿纸本屏贴作品

　　方琼在写《墨印》这个展览的简介中有这么一句话：“这些画面没有告诉观者答案，而是提出了问题，然后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回答，接着再往深处挖掘，只要不轻易给问题贴上标签执着地去做作品，这就足够了。”笔者认为这次展览不仅是给观者的一次提问，更多的是给了陈文苑和黄伟鸿这样年轻艺术家关于自我艺术发展自问和找寻答案的机会。

　　在最后，就以邓箭今老师的一句话作相关总结，那便是他给所有年轻艺术家在创作中的一个建议：只有不停的实验和积累才能在艺术道路上找到专属于自己的那条。因此，无论从此次展览看去还是从前辈们的告诫和总结，创作中的实验才是寻找答案的最佳方式。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