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七个误解

　　今天的繁荣，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也是其他国家的艺术家未享有过的。在中国，人们视艺术为新产业，不仅把当代艺术家看作一种身份，看作一个非常赚钱的职业，也将其看作一群名利双收的成功人士。但是，这些判断包含着偏见，并没有反映中国当代艺术的实情。

　　成名后的岳敏君说：“过去我说的东西没人听，现在有人听。”他们曾是自得其乐的艺术生产者，现在则被奉为点石成金的高人。然而从过去到现在，艺术家的工作都是一次又一次地面对空白画布从头开始的。世人只看到他们衣着光鲜侃侃而谈，却不见深夜里多少画室还灯火通明。

　　重估中国当代艺术价值

　　这15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创造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达。还记得徐冰用废料组装而成的凤凰吗？还有方力钧(微博)笔下铺天盖地的蝴蝶和蝙蝠。还记得张晓刚(微博)写在装置上的日记吗？还有蔡国强在全世界制造的爆炸。

　　艺术的特别之处在于，你不能全凭理性论断，而要依赖心灵和头脑来感受它。没有人能教给你什么是好艺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和看法。

　　在中国，有所谓中国当代艺术还是最近30年的事。艺术批评家彭德认为，当代艺术的典型标志是“新观念、新形态、新载体”。哲学家巴迪厄在《关于当代艺术的十五个问题》中则正话反说：不做当代最流行的那些事儿的艺术，才有可能成为当代艺术。即使是在当代，画院里研习传统花鸟的画家也并不是当代艺术家。

　　但是，当代艺术又是最具有开放性和可能性的，除了人人瞩目的海归F4和拍卖市场F4，还有很多精彩的艺术不断以各种方式发光。

　　不要急着对中国当代艺术下定论，而是试着为它寻找一个合理化解释。因为当代艺术并没有固定模式，它实际上仍是不确定的、变化的、发展的，有各种矛盾解读，需要不断重新看待。

　　对当代艺术的七个误解

　　艺术是裸着上身任人观赏品评的维纳斯，对当代艺术下个人判断是很容易的，但对其产生同情之理解则需要克服许多偏见，当然，还要做一些功课。当代人对中国当代艺术普遍存在着以下七种误解：

　　误解一：当代艺术家是画钞票的一代。

　　为什么人们只盯着市场反应，却不去关注艺术本身？爱德华·多尔尼克说出了世人对艺术的一种普遍看法：“何必费力去打银行的主意呢？对于小偷来说，名画就是镶了框的巨额支票。”(《镶着画框的巨额支票》)

　　安迪·沃霍尔与大众传媒的深度合作，影响了很多当代艺术家对媒体的态度。“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但是媒体有时也会帮倒忙。公众趣味使得媒体对当代艺术的报道更多从资本角度着眼，将当代艺术与权力、价值这一类词联系在一起，却很少从艺术本体着眼进行分析。

　　而实际上，优秀的当代艺术家总是首先通过作品为人所熟知的。观众肯定记不住每一位当代艺术家的最高拍卖价，但却可以凭作品将他们指认出来。

　　误解二：中国当代艺术在进行自我复制。

　　只要认真关注大多数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工作，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事实。艺术家的天性和共识就是不断寻求突破，寻找新的创作题材，也探索新的艺术处理手法。

　　陈丹青在与《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微博)的对谈中表达过他在艺术上的焦虑：“我一直有一个做学生的心态，尤其是看了那么多国外的好东西，我总觉得我还不行，我要练。这个对一个快要60岁的人来说，其实是不好的，但是我很难摆脱这种心态，不知道为什么。”

　　误解三：艺术有没有价值看拍卖。

　　在拍卖市场上，当代艺术作品的价格比其他作品高时，并不意味着其艺术价值一定更高，这只代表了市场投资的一种倾向。2010年北京保利秋拍，冷军的肖像画《小罗》拍出3136万元高价。同时，徐悲鸿的《五骏图》以2912万元成交，齐白石《松鹰图》以2856万元成交，李可染《水边人家》以1176万元成交。价格虽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冷军的画一定比徐悲鸿、齐白石、李可染的更有价值。

　　同样道理，当代艺术作品的拍卖价格比其他作品低时，也不能证明当代艺术的价值就低。中国当代艺术的艺术史价值并不通过拍卖来体现。

　　而且，艺术价值是多元的，很多时候是不能够并置比较的。当代人所接触到的艺术作品，如常玉、吴冠中、赵无极的画，虽不在当代范畴之内，但也有极高的价值。

　　误解四：艺术家都过着体面的成功人士的生活。

　　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是极为艰苦的，在找到自己的语言，被世人所认同之前，艺术家只能默默耕耘，等待自己的艺术在适当的时机被人发现。

　　就算是最优秀的当代艺术家，也要像杂食动物一样从各种不同的领域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和养料，他们寻找素材之认真，是在生活中的每一刻都不忘记自己是一个创作者。只要在北京，方力钧每天都会泡在工作室工作，忙的时候甚至吃住在那里。关于每一个感兴趣的主题，哪怕是小小的昆虫，他都为之创建厚厚的资料夹。

　　如今，中国有多少艺术区，多少艺术家，多少艺术生，又有多少孩子正在投奔艺考的路上？单是一个宋庄，就聚集了超过4000位艺术家。陈丹青在《归国十年》的题记里说：“画圈子早已人满为患，个个抱紧手里的饭碗；美术学院再这样办下去，则大陆画家怕要比小国的国民人口还要多。”在这浩荡人群中，能在北京四环买得起一套房的不超过千分之一。

　　如果把艺术家当成一种职业，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如果把艺术家当成一种能力，那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和去往天堂的路一样，只有一道少数人可以通过的窄门。

　　误解五：中国当代艺术只是西方当代艺术的翻版。

　　2000年，张晓刚在《我的知己——马格利特》一文中将中国当代艺术家与西方艺术最初的互动关系描摹得很生动。“我和许多同行一样，都是从印刷品开始学习艺术的，这意味着当你面对一张印刷得很差的大师作品时，除了通过阅读相关的知识去理解那些杰作产生的背景之外，还得对作品的原貌有充分的想象力。”

　　在误读中，中国当代艺术家“摸索出自己的感觉”，随后，他们又得以到西方重新审视自己的感觉。1992年，张晓刚在德国几乎每天都要看一个展览。回国后，他最想做的却是“认认真真地看中国人的脸”。

　　当优秀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能够直接面对西方经典，平等地与西方交流之后，他们并没有被牵着鼻子走。栗宪庭还记得，谷文达、王广义这拨人，几乎每一个都读过弗洛伊德、萨特和加缪。“西方”就是他们所处的真实环境之一，学习和反思是创作的一部分，他们这才有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

　　误解六：当代艺术家不在北京就不能成功。

　　北京是中国的客厅，集合了中国最优质的文化艺术资源，也是中国最杂乱最丰富的地方，艺术家在北京结群而居，就更靠近这个时代的心脏。

　　然而，艺术创作依赖于个人的艺术突破，很多艺术家个人风格的形成期、艺术创作的黄金期、艺术观的成型期并不在北京。

　　周春芽(微博)向《新周刊》描述过他如何在北京缺席，如何找到自己的语言。“1989年我回国时，非常矛盾。当时栗宪庭在北京做一个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我就住在老栗的办公室。老栗非常忙，我就坐火车回四川了。我算了一下时间，在路过秦岭的时候，所有西南的艺术家，全部坐火车，在往北京走。时间上跟大家完全错位。我回来，一下子钻进了八大山人、黄宾虹……”

　　在时代现场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想清楚、准备好。

　　误解七：艺术家除了画画、卖画、办展览，跟社会没有什么深度接触。

　　很多优秀的当代艺术家，同时还是老师和伯乐。他们的工作室里另有小型工作室与宿舍，为学生提供艺术学习与创作的领地。他们也为新人策展，助他们走上艺术之路。

　　教书育人之外，服务公益也是当代艺术家关注的事。“5·12”汶川大地震后，艺术家是行动最快的人之一。曾梵志为保利举办的“情系灾区，倾情奉献”的义拍捐出大幅作品，募得善款672万元。四川艺术家也第一时间组织慈善义拍，募得善款8472万元。2009年，周春芽捐资并发起“五彩基金”，为地震致残的孩子提供教学、展览以及艺术交流机会。

　　兑现主义：从当代艺术界到现实名利场

　　过去，画画是最私人的事，“用一支梭镖或者用一个红缨枪就可以单枪匹马来做”(叶永青语)，不一定要入世，不一定要合作。

　　但是今天，一些优秀当代艺术家在市场上的成功，让与艺术有关的行业兴奋不已。拍卖行来了，画廊也来了；国外藏家来了，国内投资客也来了。银行设立“艺术投资基金”，各地文化产权交易所也相继进入实操阶段。

　　各种因素的加入，做旺了当代艺术。2010年，中国1512家画廊共举办了4000多场展览，65%的画廊实现了赢利。艺术的吸引力，一年内把500万参观者引向798艺术区。

　　各地政府纷纷将当代艺术纳入文化创意产业的架构之中，将艺术区变成旅游区，为GDP助力。北京已有30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今年又在通州建造了“中国最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而2011年6月刚刚剪彩的重庆川美创谷，目标是成为“全国艺术院校创意产业先锋军”。

　　此时，也开始有投机者把艺术圈视为名利场，在此兑现各种利益。开在798艺术区的韩国昌阿特画廊就利用了热火朝天的中国艺术市场一把。这家画廊的老板是釜山储蓄银行大股东的儿子，父子俩买下21幅最受关注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以此反复抵押，从釜山储蓄银行非法贷款362亿韩元。

　　市场的繁荣让很多艺术家过上了好生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以艺术为事业，坚持着走在最初的道路上。

　　“我开始搞艺术，没想过这个社会会给我带来什么，追求名可能会有，但利，其实艺术家以前也没有追求过。我搞了20年的艺术，都不知道原来艺术还能卖这么多钱，我还是很虔诚地在搞艺术。”周春芽说。

来源：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