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美育”使美学更接地气

　　当今，美学告别纯理论的圈子，走进生活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让美学真正走向生活，美育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立足大众生活实践，重视并发展美育，提升人的审美素养，可以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全民文化素养、文明程度。

　　美育与时代特征相吻合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学进入我国之后，涌现出了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一批美学大家，他们同时也是美学思想重要的倡导者及美育理论的建构者。

　　“美育”是审美教育的简称，由德国诗人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所创。“美育”一词，由1901年蔡元培在其《哲学总论》中首次使用，此后一直沿用至今。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将美育概括为三个层面的意义。首先，美育的基本意义是感性教育，即保护和提升与理性相协调的丰厚的感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美育概念的现代性;其次，美育是培养整体人格的教育，感性发展有利于整体人格的健康成长;再次，美育是创造性教育，激发生命活力，培养独创性和创造性直觉。这三层意义是内在相互关联的。

　　美育作为感性教育，着眼于促进个体的审美发展，激发生命活力，提升情感境界，培养创造力，最终与其他教育一起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在杜卫看来，美育作为创造性教育，与当今时代特征相吻合。我们身处一个创新的时代，创新的关键在人才，美育促进感性发展，培养与理性协调和谐的丰富的感性，促进人格的协调平衡，使个体生命充满活力，具有持久创造性。

　　反思当下，我们的教育要将美育充分重视起来，而不再是德育、智育、体育的附庸。杜卫提出，要将美育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当中。除了重视美育，还要强调制度设计，这正是我们当前教育所缺乏的。

　　城市乡村是美育实施的重要场所

　　告别旧美育观，需要以“生活美学”作为根基，重新寻找美育的新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悦笛表示，“生活美育”不仅是艺术教育，更是一种以文化为核心的“大美育”。当然，这并不否定艺术教育在“生活美育”中的地位。从蔡元培时代开始，“学校美育”、“家庭美育”与“社会美育”就被划分开来，但是蔡元培先生早已意识到，美育得以实施的最重要的场所，也即最容易塑造人的环境之域，就是城市乡村而非学校家庭。

　　审美泛化的时代，恰恰为指向生活的“文化教育”提供了最为广阔的时空，从影视媒体到互联网络上的审美文化，都可以成为“文化美育”的重要对象。刘悦笛告诉记者，“生活美育”不再是来自他人的教育，而是强调自我进行教育的“大美育”。这种自我化教育，并不是封闭教育，而是走向一种开放的与对话的“平等式教育”。人人都是美育的教师，与此同时，人人也都是美育的学生。“生活美育”不是短期教育，而是要经历“终身学习”的漫长过程的“大美育”。生活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由始至终的，审美作为生活的构成要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生活美育”由此必定是一种毕生的教育。

　　美育与审美现代性的三度转向

　　中国现当代美育话语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对审美现代性及其向后现代性转折的审视。这种转折背后是领域更加广阔、更加深邃的文化转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胡继华谈到，审美现代性第一道转折是时间体验转向空间体验。列菲弗尔发现了空间—社会—历史的三维辩证法，从而拓展了美学的疆域，开启了现代都市文化研究探索“第三空间”的路径。从时间体验转向空间体验，实际上也是美学领域的扩大化。

　　审美现代性的第二道转折是艺术体验转向生活体验。“日常生活”概念的广泛流布，日常生活美学的迅速崛起，渐渐消弭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拆除了高雅艺术、通俗艺术和民间艺术之间森严壁垒的等级秩序，从而唤醒了蕴含在大众社会内部的创造力量。在美育之中，同样要将美育从艺术的体验转向生活的体验，美学归根结底还要回归到具体的生活实践当中去，唯此美学才能接地气，不断汲取营养，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审美现代性的第三道转折是感性体验转向文化体验。从感性体验向文化体验转化，也是文化软实力不断强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