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艺术转型 资本的冷酷仙境 江湖的世界尽头

  　  2009年，中国艺术界的主题是转型。人们对于“当代艺术”的好奇心逐渐在价格明星们一次次的表演和自我重复中消耗殆尽，资本持有者对于这一领域的知识“补课”在艺术媒体和大众媒体以及艺术评论家们的共同推动下宣告完成——当代艺术家们不是把艺术视作生命为之燃烧的凡·高，也请不要把他们看作凡·高，并把他们当作凡·高对待。那些被“阴谋”“伤害”到的或者可能被波及到的人们转向反思与争议，在金融危机的大趋势下市场从火热的顶端义无反顾地扭头下滑。而与此同时，古代书画依然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代表着红色年代“红光亮”的红色艺术开始重新受到人们重视和怀念，这由于传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红色艺术成长的纯真年代和理想主义精神，正是当代三十年艺术所缺失的。

    　市场推动中国艺术的体制变革依然是一个主题，北京的艺术区大量拆迁、民生银行介入当代艺术、动漫产业列入国家重点文化扶持，都是与市场和资本的联合动作。市场推动下的当代艺术的多元不仅在推动着体制内的变革，也在促使当代艺术的内部反思，全国美展设立中国美术奖，对国内双年展模式的思考，都反映了一种积极的变化，尽管体制没有真正变革，但深层思考已经显露端倪。

    　钱还是那些钱，依然在不断流动，从最初有限的一堆变得盘满钵满，或者因为轻易相信了一些曾经的辉煌而变得灰头土脸地出局；

    　人也还是那些人，贴在身上的那些曾经标榜反叛、飞扬的标签在猎猎风中剥落，“前卫艺术”还原成一面柔顺的白旗。

    　江湖与庙堂的互动：罗中立 王璜生

    　今年艺术界的人事变动特别频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梁江调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西安美术学院院长杨晓阳调任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原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从广东美术馆离职动静也很大，媒体对他的集中报道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去年11月，罗中立进京赴任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又让艺术圈兴奋了一把。

    　王璜生曾经说过，“广东美术馆用非常有限的政府资金，收藏了远超出这笔资金的大批艺术精品，而且在很多方面、层面上挽救了国家的文物，在当代艺术的收藏与展览上也体现了一种努力与贡献。”他也曾经慨叹过错综复杂的美术馆关系的处理，但长期画国画、在广东美院做过专职画家的他自称性格中有冒险家的天分，常常渴望去北京的圆明园、东村过波西米亚的流浪生活。现在，人去了北京，接纳他的却是学院体制内的生活。广东美术馆是国内最好的美术馆，王璜生履行的是一个馆长的职责，丢掉了行政的包袱，摆脱了美术官员的形象。这样的形象，是不是能够在京城的漩涡中独立存在，恐怕不是王璜生能够左右得了的。

    　当代艺术是一个实验性和前沿性很强的领域，这样一个艺术领域不像国画、油画、雕塑等传统艺术有固定的技术标准，可变性很强的当代艺术成立国家艺术院如何确定艺术院艺术家的资格，而首批艺术院艺术家是否就是当代艺术中最好的艺术家，其中有一部分原来前卫反叛的艺术家，进入艺术院后，还能不能保持先锋探索精神，这些话题引起艺术圈不同争议。有批评家认为，这些院士基本上都丧失了原先的批判性，故不能代表当代艺术；也有批评家认为，他们的身份从画光头的前卫艺术家到商业明星的转变已经完成，本来就没想过悲剧性的艺术家结局，原来院士们标榜的顽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谱并不像他们解释的是为了对抗国家意识形态。那么，院士们进入体制之后，是不是也会带着玩世不恭的笑容谦虚地学习三个代表呢？

    　评论家王南溟则笑称，从1980年代起，艺术就是改革开放推动的艺术——当初的中国美术报是政府办的，湖北的《美术思潮》，也是美协办的，组织的一些展览也是国家级的展览比如89大展，罗中立参加的展览也是官方的。当代艺术本就是官方的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较量，只有支持和不支持的区别。参加展览的也都是体制内的、美院里的人。当代艺术研究院的成立是“艺术家找到了自己要去的地方”。

   　投资热点转向：刘益谦王薇夫妇

   　 刘益谦引起大众关注的那一次是以高达6171.2万元的价格从“中国当代艺术品收藏家”尤伦斯夫妇手中接盘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后来他说，本来他打算用1亿元买这件国宝。第二天，嘉德春拍，刘益谦又出现在拍卖现场，他以5824万元的价格买下了另一件清宫旧藏书画——宋人《瑞应图》。保利和嘉德这两天的拍卖场上，刘益谦还一连串购买了陈逸飞的《踱步》、清乾隆“釉里红团龙纹葫芦瓶”等，总共花了2亿元，占保利、嘉德今年春拍总成交金额的一半。去年11月23日，北京保利秋拍夜场，刘益谦又以1.69亿元人民币买入明代古画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创下我国古代书画的成交纪录。

　    除此之外，刘益谦妻子王薇参与共同策展的“革命的时代：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展”以“国内最大私人藏品展”的规格在上海美术馆开幕。

   　 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许多企业家意识到，投资单一，可能会在危机中遭受毁灭性打击。现在，许多企业家都在聘请顾问，希望通过购买艺术品，分散投资。正常年份，艺术品投资收益率在22%，而且波动幅度小于房产和股票。由此可以看出，较之于已上涨的房产、股市、黄金，人们更愿意相信艺术品。而所谓“红色题材”，指1949年至1976年间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反映中国革命历史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作品，时代印记鲜明。在构图上，突出领袖和英雄人物；在造型上，舞台化倾向明显；在色彩运用上，“红、光、亮”是其典型特征，手持镰刀、高举五星红旗的工农群众，以及当时领导人形象丰满而神采奕奕，画家的视角也常常呈仰视。有艺术评论家表示，虽然这些作品的表现手法似乎很遥远，甚至已被时下画坛放弃，但“红色题材”作为那个时期的艺术产物，见证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状态，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当代艺术的怪脸已经审美疲劳之后，当代艺术家们的装神弄鬼不再令人亢奋之后，朴实的红色经典显然以其充满理想主义审美的趣味一下子抓住了怀旧的心。

   　 而家里停着包括保时捷TARGA在内四辆名车的收藏家夫妇显然说不出那么复杂曲折，充满学术意味的收藏理由，谈起收藏红色作品的原因，王薇很直截了当，觉得当时的艺术家很虔诚，充满激情。她收藏的第一幅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艰苦岁月》，只是因为：“好像这张画小学课本收过。”

  　“双年展”之争：卢昊 范跑跑

  　  2009年北京798双年展、成都双年展，以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和思考，双年展作为一种大型艺术年度展模式，从策展模式到艺术标准，从盲目崇拜到理性反思，双年展参展资格已不像过去那样被看作衡量一个优秀艺术家的指标。双年展从资金、策展人和主题模式如何更好地本土化，成为一个议题。

    　以“二流艺术家”入选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总策展人之位的卢昊成为众矢之的，被普遍认为其依靠社交能力和人际关系以及可能存在的利益集团的最终博弈结果。艺术家与策展人之间的关系令人玩味之外，此番策展人人选的选择程序得到了一致的质疑之声，评论家直指竞选程序不公开的“中国特色”。“威尼斯双年展就是用来挨骂的”这句来自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丹尼尔·伯恩鲍姆的话成为卢昊半夜三更接到威胁短信时的聊以自慰，在“见微知著”的主题下，中国馆内，卢昊选择的7位艺术家用各自不太熟练也并不新颖的手法展示了装置作品。

    　国内双年展的喧嚣不亚于国际双年展，为了呈现民间多元化的表达和社会生态，当地震名人“范跑跑”以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首届798双年展上，并用一堂不具有任何先验性，草草收场的“历史课”以先发制人之态夺取了媒体注意力，把798双年展上所有可能在专业上更出彩的拉丁美洲作品、公民社会课题、残障人艺术救助计划作品的光芒全部掩去。“范跑跑”慷慨陈词：“当代艺术一般有两种，一是颓废的表现，比如理想受挫，对现实妥协的主题；二是先锋艺术。一些艺术家逐渐丧失艺术家的精神，甚至置身其中无法反抗，而我希望人人都拥有自由的权利和不被剥夺的权利。”面对“没搞过艺术能做好艺术”的直接质问，“范跑跑”的回答更直接：“并非所有搞艺术的人都懂艺术。”但他的那点“名人价值”也在这一次艺术活动中被“艺术家”的头衔消耗殆尽。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