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学院:原始股摇篮 当代艺术市场的风向标

    　今年4月，中国美术学院80周年校庆、鲁迅美术学院建校70周年，同年10月，中央美术学院亦举行了90周年的庆典活动。今日，央美、中国美院、鲁美、川美、广美等等在中国“八大美院”的名次上争论不休，每一个院校都能拿出各自响当当的大师。当大师们的作品被抬上天价之后，也招致艺术经纪人和收藏家对美院的关注，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当代艺术进入了国际市场，有人瞄准了美院的学生，计算着那些将有良好势头的“原始股”。30年来，美术学院不仅是培养艺术家的基地，也成为当代艺术创新与走向的“风向标”之一。

   　 1977年的美院破落单纯的家

    　“30年前的校园，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家园’，它是一个永远停留在心里的家。”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回忆道，1978年，也就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高等美术教育招生制度开始恢复、各种美术机构重新启动，专业美术刊物也相继复刊或创刊，“那个年代的美院只能用荒芜、破败来形容，京剧团、歌舞团混在一起，图书馆里只有两三本可以借阅的艺术类书籍，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与社会的变革是捆绑在一起的，1977年恢复高考，美术学院才开始兴盛起来。虽然破落，但那里依然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是大师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在“文革”结束之初，思想仍然受到严酷的禁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开始打破一个个的禁区，“首先是‘人体素描课’，那是西法绘画的基础课程，它的正当性意味着学术的正当性；在学术成为正当之后，怎样画，用什么方法，必须要突破‘风格’的禁区，而不是沿袭以前的‘红、光、亮’的画法；在对形式探讨之后，题材成为重点，于是‘伤痕’、‘知青’题材开始被涉及；至于打开国门之后，还要冲破对‘当代艺术’学习的禁区，如何接受都是一种尝试。所以美术学院的发展进程和国家的开放发展是分不开的，它是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共同记忆。”

    　瞅一眼四川美院的毕业生名单，你会发现，像罗中立、何多苓、张晓刚、程丛林、叶永青、周春芽、杨千等一系列在当今画坛相当“吃香”的人名，都是1977、1978级的毕业生。在现在的北京艺术区，有一大批川籍艺术家形成的“川军”，在国内外重要艺术展中占有近三分之一的份额，势头不小。毕业于四川美院的何多苓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以《春风已经苏醒》、《青春》等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抒情现实主义油画画家的代表人物，谈起当年的学校生活，他认为是一段“简单”而“纯真”的年代，“那时候没有画廊，更没有什么商品的概念，我们油画系也就20个人，大家住集体宿舍，熄灯后就扎堆聊天，和现在的学生没什么两样。”对于当时的教学模式，他觉得也很统一、传统，“老师对技法的要求严厉，画法都是写实主义的，我当时的毕业作品因为风格问题不被认可，也没有被打分，后来不了了之。”但那段学生生涯对他的影响依然很大，“那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画画、看书，什么都是一块儿，因为那时候的信息量少，看的画册也差不多。”何多苓对当时的学生时代依然印象深刻。

    　纯艺术扩展到设计学科

    　在中国美术学院80年的发展史中，造就了一大批中外闻名的艺术家，林风眠、潘天寿、黄宾虹、刘开渠、倪贻德、李苦禅、李可染、艾青、陈之佛、关良、王朝闻、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等。曾几易其址，美术学院定位为“山水学院”，讲究景观环境。如今，中国美术学院已拥有杭州南山、象山和上海张江三大校区。

    　专业的扩大与学院的扩建几乎同时进行，2000年之后，鲁迅美院增设动画、多媒体、装饰、城市规划、纤维、影视摄影、文化传播与管理专业方向；2001年10月，中央美院成立了设计学院，并增设了艺术管理、文化遗产、美术教育学等专业。

    　鲁迅美术学院地处中国东北角，现有沈阳、大连两个校区，分为造型艺术、设计艺术、人文学科三大专业板块，6个本科专业，21个专业方向，其中的“设计艺术”包括“环境艺术”、“工业设计”、“视觉传达”、“服装设计”等专业方向。鲁美院长韦尔申说：“鲁美应该以自己的方式承担起大学责任，那就是，学系国运，艺以载道。”在30年前，“设计艺术”是那些“被看不起的”工艺美术或者设计类的作品，鲁迅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教授杨振国说，“设计类专业的兴起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在校学生中，有三分之二左右学的是与生活相关的设计类专业，纯艺术的比例相对要少，这和1980年代是不能比的”。

    　“以往学院的荣誉是建立在造型学科取得的成就上的，但在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纯艺术已逐渐被观念艺术、装置艺术、多媒体艺术等全新的艺术语言所代替，这种趋势造成了中国美术教育的困惑。”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曾在谈及教育改革时分析了这些专业备受学生青睐的原因：“在艺术教育界‘纯’与‘亚’的关系发生了极大变化，这种转换与改革开放30年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广州美院的本科教育部已经挪到了“大学城”，距老校区有20公里，广州美术学院的李公明教授认为，这与服务经济的发展不无关联，这是一种商业发展的需要，“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全院开始搞展览，设计类成了大头，比例明显增高。上世纪80年代学美术的人很少，整个院也就100来人，现在则是5000人。”

    　对此，许江给出了更实际的说法：“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生的扩招与学科扩大有关，很多综合性的大学都开始有设计专业、建筑专业、摄影专业等，全国的设计院校有800多所，作为师资力量、知识储备雄厚的美院当然也会开设这样的专业，在新媒体方面包括数字、传媒的也有1000多所，这与社会需求有关。”

    　“美院是同道者聚集的地方”

    　随着学校人数的不断增多，扩招给更多的学生创造了深造教育的机会，但也使“特体教育”大大降低，老师不仅要做课件，还不得不将学科内容标准化，因为学生多了，只有这样才便于老师与学生交流、上课，但缺点也显而易见。有些美院毕业的学生毕业之后很少再专门从事纯艺术的工作，他们的前景变得更为多样化，他们和其他大学生一样，会进入“人才市场”，从事媒体、公司、设计等方面的工作。

    　实际上，不仅仅是专门的美术院校，综合类大学中的美术学院也遇到了同样的状况，画家刘大鸿1985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在谈到1980年代的学生生涯时，他显得怀念而激动：“当年考浙江美术学院的时候，全国只召10个人，抱的都是成为大师的理想，觉得能成为1/10很了不起。这种‘乌托邦’的状态使整个氛围非常好，当时的老先生们都有很深厚的文化积淀。现在则不同，一个劲地‘扩招’使得美术学院的整体水平下降，学生学美术不是为了成为‘大家’，而是为了职业和工作，这也是现在一代人的普遍‘心理恐慌’。”学校的行政人员过多，完全数字化的管理模式将师生之间的距离拉大，这和“市场”概念、“商品化”概念有关，现在还有所谓的一些“考前班”提供考试辅导，这些对培养精英学生都产生了很大的阻碍。有的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进入一些“画家村”，听上去很好，实际上那里的“存活率”是很低的。

    　对于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美院院长许江认为要理清一些概念，扩招状况存在，但纯艺术的扩招比例是很小的，更多的是设计类专业、新媒体专业，这在综合大学比较普遍，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美术学院是“学院”，它与大学应该有明显的区别。

  　  “学院的作用与传统有关，‘Academy’来自柏拉图最早的学院之说，那是绝对自由的地方，是同道者聚集的地方，和‘University’不一样，大学通常是知识传授、传播和积累的地方，学院更注重讨论研究、要有个性和创造性，它的功能不仅是一般的教育功能。”许江说，对美术学院的学生来说，“家园”是一个既可远游，又可回访的地方，就好像时常远望一个陌生的自己，每个在大学或学院生活过的人都会对此记忆深刻。闭上眼睛，你依然会看到心中的“家园”。

来源：东方早报 梁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