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交往，南北交融”--上海博物馆扫描

 
    晋王献之行草书鸭头丸卷，上博藏。绢本，纵26.1米，横26.9厘米，此系唐摹本。帖上有元虞集题记，钤有北宋“政和”、“宣和”、双龙、“政”“和”、“宣”“和”连珠等朱文印记，元“天历之宝”朱文印记，明“典礼纪祭司印”朱文半印。帖后有北宋柳充、杜昱观款，南宋高宗赵构题赞，明王肯堂、董其昌等题跋。（上博藏）

    近10年来，上海博物馆（简称上博）举办了数十个展览，形成“中西交往，南北交融”的文化风格。为弘扬中华文明，促进世界了解中国，上博先后在欧、美及日、韩、俄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举行了一系列主题展览，在海内外搭建起一座座精美华丽的展示平台，体现“千年遗珍的检阅，百代艺苑的览读”的时代创意，充分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深远宏阔的民族历史。

    书法真迹传千年

    上博书法藏品收集了唐宋以后的名家真迹，如东晋王羲之《上虞帖卷》唐摹本、唐人怀素的真迹《苦笋帖卷》等名品，而“宋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宋元四赵”（宋代赵佶、赵构、赵孟坚及元代赵孟頫）、“吴门书派”（以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为代表的吴中书家）、“晚明五大家”（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王铎和傅山）以及清代诸多名家作品亦几无遗缺，充分体现中国书法中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人尚态的不同风格。

    上博书画部拥有徐森玉、谢稚柳一批国家级鉴定家，保护了数万件书画珍品，被誉为“国宝保护神”。入藏的王羲之《上虞帖卷》唐摹本，就有着曲折而生动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上博专家在清理古代书画时就发现了此帖，但当时并未“识宝”。后请谢稚柳先生对此帖进行专门鉴定，他充分肯定此帖独具的艺术价值，可一时间也难以断定此帖的真正朝代。正当他感到“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此帖右上角的南唐“集贤院御书印”墨印映入眼帘，通过这一墨印可以初步推断此帖的年代。谢先生再仔细看，此帖下方还有一印，但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晚上，谢先生在灯光下琢磨良久，忽然记起传说清末有一收藏者曾在逃难时把《上虞帖》缝入棉衣，由北方带到南方，以后便杳无音信。此帖会不会就是当年“消失”于南方的国宝？之后，谢先生研究时又突然想到无法辨认的印章会不会是南唐的“内合同印”？于是上博借来先进设备，拍摄了软X光片，果然显现出“内合同印”。“内合同印”和“集贤院御书印”两印在宋代被称为金印，历史记载《上虞帖》正有此两印。这一证据基本确定了《上虞帖》是唐摹本的说法。上海博物馆的裱画师再创奇迹，把这两个印章清晰地予以再现。至此，这一国宝终于得以确认并入藏上博。

    现任馆长陈燮君说：“上博这块金字招牌魅力大，在国际上拥有如此影响，那是几任老馆长、老专家倾注了全部心血铸造成的，我们只是享用了他们的经验，传承了博物馆的文脉。”

    绘画名作贵创新

    上博绘画藏品不乏像唐末孙位的《高逸图卷》、五代董源的《夏山图卷》、徐熙的《雪竹图轴》、北宋郭熙的《幽谷图轴》、南宋李迪的《雪树寒禽图轴》、南宋梁楷的《八高僧图卷》等精品名作，至于元、明、清时期“元四家”、“浙派”、“吴门四家”、“江夏派”、“清初六大家”、“四僧”、“金陵八家”、“扬州八怪”以及“海上画派”等诸多主流画派领军人物的作品，更是济济一堂。

    书法以筋骨为神，画品以理趣为主。如馆藏元代倪瓒的《六君子图轴》，苍劲简率，笔意松秀，“六君子”为松、柏、樟、楠、槐、榆，枝干挺拔，意象生动，“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大有荣辱不惊、视富贵如浮云的大家气派。再如馆藏明代仇英的《秋原猎骑图》，这是一幅特殊之作，纯以单线勾成物形，薄施淡彩而成，保持强烈鲜明的色彩对比，将整个形体先统一于一个主要色调中，然后加上有冷暖明暗对比的色彩，又以色调相同而色度不同的衬托加以区别，这些巧妙的手法，表现其造型艺术上的杰出成就。据传仇英作《赤壁图》，目前所见3幅：一藏辽宁省博物馆，一藏上海博物馆，还有一藏为北方一家拍卖公司拍卖，上博的此藏正是得到他的老师周臣指授、力学李唐等南宋院画的盛年时期的作品。

    综观上博的藏画名作，注重原创，尤其晋唐宋元在继承中创新，在师承中突破，在传承中崛起，可谓开风气之先，匡时代之弊。如元代赵孟頫是宋宗室后裔，虽是亡国奴却不能躲避，只能屈从在元朝任官，内心极为痛苦，故有“山林隐逸”之思，趋向画山描水，倡导“古意”，看重墨趣，形成诗、书、画、印“四者合一”，使文人画兴起而凸现艺坛。名家绘画是时代缩影，也是画家心灵写照，观赏历代名家画作，也当了解其所处社会背景。上博专家说，欣赏古画要提高学识修养，找准比照的时空坐标，使“目鉴”与“文献”有机统一。

    陶瓷收藏重寻根

    上博的陶瓷器收藏以源远流长、体系完备、名品迭出著称于世。从大约9000年前的陶片、新石器时代黄河及长江流域各重要文化遗址出土的红陶、灰陶、黑陶，到商周时期的白陶、印纹硬陶、汉代的铅釉陶、唐三彩直至明清时代的紫砂器；从春秋战国的原始青瓷、东汉两晋的早期青瓷到唐代“如冰似玉”的越窑青瓷和“类银似雪”的邢窑白瓷，再到宋代精彩纷呈的“哥、官、汝、定、钧”五大名窑，尤其是元明清以后景德镇官窑争奇斗艳的各种白釉、青釉、红釉、蓝釉、黄釉等颜色釉瓷器和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等彩瓷，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名品。

    在收藏家或古董商眼里，发现一件稀世陶瓷珍品就如同发现一片星空。其实真正的星空是人才。上博当年拥有顶尖的一流学者、专家、鉴赏家，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在陶瓷、书画界，文博专家汪庆正是一位具有高深眼力的鉴赏奇才，他不满足稀世珍品的鉴定，而历经艰辛，四处寻访，是地道的“窑址迷”。20多年前，他与同事范冬青、周丽丽等在连绵数十里汝窑遗址上寻觅，搞清楚汝窑来历，再延伸相关调查，2002年终于在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城内张公巷发现新的汝窑遗址——北宋官窑。

    这是上博“文化问根”的一例。据悉，上海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7处古文化遗址，对其中的14处进行了近30次科学发掘。半个世纪以来，按照年代顺序，马桥遗址、广富林遗址、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等古遗址先后发掘，对于上海城市文化血脉的寻觅和解密意义不凡。最近上海市文管委和上博正在考虑“长江文明”命题，将依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和考古文物，探索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关联，上博正在落实这项行动计划。
 
作者：管志华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