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涵芬楼

　　自鸦片战争以降，辛亥革命的旧中国，兵燹不断，社会生活依旧风雨飘摇，私家藏书楼较之清朝时期一落千丈，许许多多的珍版秘籍在战火中化为灰烬，许许多多的私家藏书也在战乱中纷纷散佚。如浙江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楼、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楼等，有的毁于兵火，有的遭劫流散，还有的被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在同一过程中，西方侵略者和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攫取中国的种种特权的同时，又不择手段地抢掠文化古籍。于是，大量的古籍和文物耻辱地外流，正所谓“神州多故，旧籍沦亡”。在这一时期，一场旧籍抢救运动在我国许多有识之士中兴起，张元济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元济(1867.10.25— 1959)中国近代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藏书家。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御刁章京。1898年因参与戊戌维新运动而被革职，以后去上海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年投资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长、经理、监理，1926年后任董事长。建国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任上海文史馆馆长。

　　张元济出生于藏书世家。其六世祖张宗松等人以涉园藏书闻名，后递传至道光年间，因战乱敌佚。张元济自青年时就有“继承先世遗业之志”，曾创办“通艺学堂”。 1901年应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务印书馆。当时主要是出于备译书稿需要考虑，搜罗古籍珍本，但由于在清末社会动荡不安，私家藏书被列强掠夺。1906年的春天，江南著名的藏书家陆心源苦心经营的皕宋楼(意为藏二百部宋版书籍)传出典藏待售的消息，张元济从公司四十万资本中抽出八万收购这批珍籍，但因陆氏后人要价十万以上而未能成交，张元济答应立即回去筹款，这时日本三菱财阀已捷足先登，以十万八千元价格买下全部藏书，等张元济凑齐款项回来买书时，陆氏几十年收藏的珍本秘籍已舶载尽归日本。这更促使张元济下决心搜罗古籍，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

　　张元济在收藏图书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求之坊肆”是指搜寻散落在坊间书估手中的文献要籍。他在商务印书馆任经理时，每天下班时总要去发行所挑选书估送来的旧书，他寓所的门上也贴有“收买旧书”字样，以招徕书估上门，为涵芬楼零星访购。“丐之藏家”是从藏书家手中成批收购质高量，数量大，渊源有自的古籍。20世纪初入藏的第一笔大宗古籍是由蔡元培介绍，收购了绍兴徐氏熔经铸史宅藏书“数十椟”。民国元年，张元济从书估手中购进清宗室盛氏意园、广东丰顺丁氏持静斋的藏书数十种、购入顾氏謏闻斋藏书。20年代后，张元济又为涵芬楼收进扬州何氏、乌程蒋氏密韵楼两批藏书共计宋本563，元本2097本，明本6753本，抄本3808本，《永乐大典》10本。这是涵芬楼庋藏的主要来源。每到一地，张元济不喜欢游山玩水，总习惯去走访书肆，搜集书籍。“近走两京”，是他将访书寻宝的重点放在历朝旧都或人文荟萃之地，张元济自言“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估人求售，苟来有者，辄留之。”1911年他在北京访书，一个月就先后购得了《六朝政事纪年》、《蜀鉴》、《脾胃论》、《黄氏补注杜诗》、《王右丞集注》、《李文宾文编》、《文正集》等元明刻本。“远弛域外”是张元济与1928年远到日本搜求我国流出的孤本秘籍，在短短的一个月里，他访问了静嘉堂文库、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等处，分别借照了宫内省图书寮的《论语注疏》、《太平御览》、《三国志》(原缺《魏志》三卷)、《平斋文集》、《晋书》、等宋刊21种。《山谷外集诗注》、《全相平话》等元刊2种。《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古今小说》等明刊23种，其中多为国内罕传珍本，使原本属于中国的文化遗产重返故土，成为涵芬楼藏书又一亮点。

　　除搜购之外，张元济还凭借个人名望及其商务印书馆的声誉与许多藏书家建立了友谊，并获得了他们的信任，采取“抄书”等形式向公私藏书家移录副本或分别借照，以扩充涵芬楼藏书。

　　涵芬楼不仅以收藏善本而著称，地方志齐全也是它的特点。张元济在重视收购善本的同时，还着重进行地方志的搜集，他认为地方志虽不在善本之列，然珍贵之记述恐有比善本犹重者。当时，为了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中国人名大辞典》，需要从方志上找材料，便广事收罗，不仅上海就地收购，各地分馆也协助收罗，其中种数之多，当时国内外无与匹敌。辞典出版之后，到1913年，已有方志2640多种，25600册。张元济对地方志的保护，除为了编辑各种专科辞典的需要外，更重要的是制止帝国主义对我国地方志的掠夺，他认为“事关国脉，士与有责”。

　　张元济搜罗珍籍不遗余力，目的有三：“一是为抢救文化遗传，使其免于沦亡;二是解决学者用书的困难，满足学者的阅读需求;三是为汇集善本，弥补清代朴学家所未能做到的缺陷。”涵芬楼崛起于清末民初私家藏书颓萎不振之时，可谓商务的一大此举，它的创立与发展，一靠商务的财力，二靠张元济的精心擘画，如果没有张元济从中筹划，很难想象在传统藏书事业走下坡路的运动中，涵芬楼会创造出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张元济在商务经营涵芬楼，并非仅仅满足个人的性情和兴趣，更重要的是寄托着他的文化思想，——“如何在旧籍沦亡过程中尽最大努力保持中国文化的延续性，让旧籍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它应有的文化沟通功能”。便在如此。

　　张元济在古籍整理流通方面所作的贡献，一方面是搜罗保存足够数量的珍本、善本古籍，把散佚于各处的旧籍荟萃于一处，妥善保存，为我们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是经过他整理的古籍，底本选择的审慎，校勘的精细，影印的严格，考订的缜密，集中地反映了张元济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以及他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上独有的成就。最重要方面是在于传播古籍，商务所拥有的古籍善本和珍本已具相当规模，在全国首屈一指。张元济作为过来人，他不同于以往嗜书如命的藏书家以藏为宗旨，秘不示人，所谓“嫏嬛深闭，检读为难，缥缃万卷，徒资玩饰”，而他目的在于流通古籍，并以最真确的形式保存古代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从意在藏到意在流通或寓保存于流通之中，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享受文明的成果，建为公共图书馆，使无数的读者直接受益。因此，可以说张元济代表了藏书史与古籍利用的新时代，他如此倾注巨大的精力网罗古籍，正式向社会开放，开拓新营业，大规模地整理、校勘和影印古籍，保存国粹。这方面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寄托着一个大变动时代建设者的文化情怀和文化理想。他的涵芬楼也于1926年更名为东方图书馆，涵芬楼仍作为其善本书库单独存在，为世人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