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艺术家平台所遭遇的问题

　　胡斌

　　这些年，青年当代艺术家的展览出现扎堆的现象，而对于青年艺术家作品和操作模式的批评也变得越来越尖锐。操作模式方面的批评主要是指对青年话题的过度消费以及代际划分的合理性；而作品本身的批评则主要是针对其小清新趣味和设计化的创作方式。的确，现在不少青年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太过小资、小调、小智慧，而缺乏强烈的社会、政治、思想以及视觉的撞击感。我想，我们可以指责青年当代艺术家的媚俗、缺乏时代的担当精神，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反思一下现在看似宽松的当代艺术平台到底是怎样的。

　　首先，看看我们现在发掘青年艺术家的方式，从学生毕业展到地方性以至全国性的青年群展、博览会；从朋友圈及各地策展人的推介到各种媒体报道和画册的传播，我们已经使出浑身解数来寻找当代艺术的“新星”。在这里，方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发掘的是哪方面有潜力的艺术家？似乎最终还是落实到市场潜力上。受艺术市场的引领，当代艺术的媒材呈极度不均衡的发展状态，油画媒材以及“新水墨”创作发生极大膨胀，其他媒材，比如影像、装置并未获得比以前宽广多少的发展渠道，甚至在绘画图像的逼压下，有些装置、影像艺术家的生存处境显得更为窘迫。在今年的“艺术北京”艺博会上，我们看到了受流行趋势影响下的“新水墨”的备受追捧，这并不代表新水墨真的在语言和观念上有了飞跃，而是整个社会文化心理和艺术操作所导致的结果。当然，有些艺术机构也在着力于未来艺术收藏趣味的培养，比如北京匡时特设了青年藏家邀请展专场，展出徐震、郑国谷、关小、刘辛夷、李明等人的影像、装置、多媒体观念作品，以发掘青年藏家对于前卫艺术的收藏潜力。

　　再则，在面对国际方面，现如今的青年艺术家，不少接受的是国外的艺术教育，掌握的是比较流行的艺术创作方式和思路，他们已经逐渐跨出了以东方符号和对抗取胜的阶段，变得如此的国际化和去身份化，这些应该是值得欣喜的现象。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丧失了之前那种以边缘姿态和不同声音搅动当代艺术格局的活力，变得如此的均质化，成了没有在地性和思想力量的当代艺术流行趣味的印证品。一方面，他们对于国际的艺术系统比较熟悉，懂得进入这些系统的通道。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系统也日渐致密化，经由某些美术馆、画廊、收藏家、策展人、机构负责人等，已经编织起非常强大的国际网络。于是适应这套体系成为年轻艺术家必然面对的课题。虽然有不少年轻艺术家以各类自我组织的方式反思这个体系，但是这种反思大部分属于既有体系所能容纳的范围，他们制造出声音，然后顺利被这个系统接纳。艺术的边界也在不断地拓展之中，年轻艺术家们的一些出人意料的、轻松的揶揄和调戏，成为艺术系统乐见的调料。

　　还需谈及的是，国内艺术界非盈利事业和基金会制度的薄弱将艺术和批评的学术性一块伤害了。

　　在现在这个画廊、拍卖行、美术馆、学院、媒体、艺术家、批评家等几乎被扭结成一套运作体系的当下艺术界，批评家能够仅凭自身力量突围出来吗？艺术家能够仅凭自身力量突围出来吗？

　　诚然，一些美术馆和民间艺术机构也在力图基于自身的独立判断来挑选艺术家，但对几乎所有文化艺术系统均产生效应的国家产业化导向摆在那里，当代艺术庞大的生产机制摆在那里，你如何充分坚持你的立场？同时即便你以自身眼光推介出这些艺术家，他们的后续支持力量又在哪里？这样说并不是要抹杀那些独立空间和有文化理想的展览、展会的功效，它们的许多工作必然对整个当代艺术的生态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因为客观的原因，它们的工作也备显艰难。

　　总体说来，与以前的当代艺术家相比，青年当代艺术家进行具有挑战性和思想力量的艺术创作的平台并没有更好，他们依然面临思维形态的压力，同时又受到商业资本导向的巨大冲击。他们要获取真正有效的平台，从小处看是有赖于独立的艺术资助基金的建立和发展，大处看则需要整个艺术体制系统工程的变革。只有从制度上，盈利和非盈利的艺术系统能够分级分层、有序地发展起来，当代艺术家的生态链才是良性的。但我们不能坐等机遇的降临，这里面有青年当代艺术家自身的责任，也有着力于为青年当代艺术家打造平台者的责任。

　　胡斌(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艺术管理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