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望大陆》手迹 首回故乡幕后故事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多年前的一天黎明，在海峡对岸的那个岛上，辗转反侧几乎一整夜的诗人，终于在日记本上写下了长长短短的句子。他老了，来日无多。远眺故土，只有痛哭，只能用诗歌排遣心中的郁闷。后来，人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这曲不尽的“遗歌”。

　　今天是于右任逝世50周年纪念日。不久前，这首又称为《望大陆》诗的日记手稿，首次回到了诗人的故乡陕西。小小的日记本纸页发黄，墨迹也有些淡了，而那一纸的悲壮凄切依然浓得化不开。

　　那是一代人胸中激荡的诗句，那是一代人心底隐隐的家国情怀。

　　一册翻开的本子，静静地平放在黄绢之上。几束白炽灯透亮的光，打在发黄的纸页上，更显静谧。

　　2014年10月。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来来往往的观众走到屋子当中的玻璃展柜前，把眼睛尽量凑近些。本子旁边的小卡片上写着：“于右任先生《望大陆》诗手稿，即1962年1月24日至25日日记。”

　　无一例外，每个观众都会一边看这两页日记，一边喃喃有声，吟出那几句诗——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天明作此歌

　　“夜间想起多少好朋友都死去。实在伤心。”

　　看上去，这册日记本不太起眼。墨蓝色的封皮有些陈旧了，只有书脊上有一溜不大的楷体金字，是民国纪年和“日记”十来个繁体字。本子32开，20多厘米高，宽约15厘米，有两厘米多厚，拿在手中颇有些分量。内页右翻竖排，一天一页，每页都有十余条浅蓝色的竖格，页边依次印好了日期、星期，还有气候、温度和地点。于右任并没有填注当天是什么天气，只是用钢笔写下了这首诗。墨水是黑色的，字体是于体草书。诗，是骚体，字句却通俗极了。

　　这一年，于右任84岁。他老了，常常想到身后事。一起笔，他先写“望我故乡”，继而“望我大陆”，但在三章写就之后，又在每章下方注了数字“2”、“1”、“3”，调整了顺序，改成了先“望我大陆”、后“望我故乡”。在首行的括号里，还特别注着“天明作此歌”几个字。看来，老人是一夜未眠。

　　轻轻翻动这本厚厚的日记，会发现于右任每天的记述都不多，却在字里行间流露着无以言说的孤寂。

　　“1月9日。我实在支应不了。有说不出的苦。”

　　“1月21日。远远是何乡？是我之故乡。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1月22日。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山要最高者。”

　　“2月17日。我在此时真难做人。早想辞职。种种事故做不清楚。滞留而又滞留，谓之何哉。”

　　“2月25日。昨晚七时胡适之先生逝世。”

　　“3月10日。夜间想起多少好朋友都死去。实在伤心。好朋友之死，早知我对大事之无能。”

　　“3月17日。我想，我前要葬在高山上，及今思之，如大太太何。不如说十年后非我子孙将我俩合葬。”

　　两年后的1964年11月，于右任病逝。临终前，他在病榻上写遗嘱，写了撕，撕了又写，始终没有写成。整理遗物时，有人发现了这本日记里的“遗歌”，就以此作为于右任的遗愿，把他安葬在台北大屯山山顶。

　　青冢幽幽，墓碑上刻着“监察院院长于公右任之墓”，正对着西北方向，远眺波涛万顷，海峡那边，就是大陆。

　　“当年青年今白头”

　　老夫人坐在书院门老宅的青石墩上守望，“你大爷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过几天就回来了……”

　　于右任是1949年11月28日从重庆去了台湾。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记得，当时，他正在重庆南温泉教书，11月27日晚，忽然接到老友先一天寄出的信，说于老突然从香港来重庆了，赶紧来见。当晚班车已停，又隔着一条大江，等霍松林赶到时，于右任已于28日上午飞走了。又隔了一天，重庆解放。

　　2014年3月出版的《松林回忆录》记述，“后来得知，当时蒋介石正在重庆，于老要求蒋介石送他回香港治病，蒋答应派专机送他，但那架飞机却把他送到台湾去了。”

　　一去不复返。

　　2014年10月。陕西师范大学吴家坟老校区。霍松林老先生回忆起这段往事，颇为感慨。

　　尽管“年纪大了，写字手抖”，但94岁高龄的霍松林还是写了一篇长达三千字的怀念文章，回忆恩师于右任。在霍松林看来，于右任去台之前，是想留在大陆；而被迫去台之后，一直思念大陆。

　　回想起来，霍松林上一次见于右任，是1949年8月在广州。当时，于右任拉着霍松林几人的手说，“我很想留你们在身边，但时局如此，不敢留，你们就去吧。”霍松林后来听他的同乡、于右任秘书冯国璘说，于先生曾对冯说，“娃呀，去了就回不来了……”

　　于右任离开大陆在台湾整整15年。海峡浅浅，近在咫尺。

　　2006年9月出版的《于右任诗词曲全集》载，1957年，有人说起辛亥时期他创办《神州日报》的旧事，于右任赋诗感怀：“出亡戮力几春秋，当日青年今白头。一夜惊心眠不得，神州旧主哭神州。”

　　“神州”，几乎成了于右任晚年诗篇的主题词。于右任思念的神州，有他的亲人，有希望“子孙将我俩合葬”的原配夫人高仲林。

　　于右任去台湾，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留在了西安，就住在南门里的书院门52号。如今，这里建起了一座于右任故居纪念馆。

　　2014年10月。说起往事，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馆长于媛女士轻声细语：“我把高老夫人叫做‘大婆’呢。”于媛是于右任的侄孙女。当年，于媛的祖父于孝先购置了这个三进的四合院，于右任也曾在此居住。

　　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于媛在这里一直住到了2004年。

　　在于媛的印象中，高老夫人衣着干净，头发梳得齐整整的，在脑后盘着一个髻，总是坐在大宅门左边的青石墩上，把头扭向西边张望。于媛问，婆你看啥呢？高仲林就说，你大爷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过几天就回来了。

　　老太太最终也没有等到。1972年，年逾九旬的高仲林在这座老宅里去世。前一年，女儿于芝秀先她的老母故去。此时，于右任已离世多年了。

　　和老友吃一碗面才能些许快慰

　　哎呀，不早说，这面也就是农村老汉吃的，并不要啥技巧，没想到于先生是个文人，一点也不做作

　　于右任在台湾的住所是台北青田街7号。2014年4月，于媛去探访过。幽静的小巷，嫩绿的枝叶，围墙有些斑驳了。于右任去世后，房子卖给了别人。

　　来台之初，儿女都不在身边，只有侄女和女婿同住，于右任只能以诗书遣兴。在1962年这本日记里，就记有他的这些日常小事。“1月2日。今早写字。未看书，歉甚。”有时，他也读读圣经。

　　只是，心还在故乡亲人身边。3月13日，“今日是大太太生日，敬谨度过。”他写诗给没有陪伴在身边的老伴，《思念内子高仲林》：“梦绕关西旧战场，迂回大队过咸阳；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

　　或许只有和老友一起聊天吃饭，才能让于右任感到一些快乐。还是在1962年的日记里，“2月4日。今日晚约同乡数人吃年夜饭。经国先生亲送大虾来。”

　　82岁的日本京都人西出义心先生是于右任的“粉丝”，他留心搜集了于右任在台湾的种种生活细节，简单而平淡的日子——

　　早晨六点起床，早餐有时喝一碗豆浆，吃一根油条。饭后写字一小时。九点去监察院上班。中午回家吃饭，午饭两个馒头，两盘蔬菜。饭后午睡。下午三点再去上班。六点回家。晚饭常是一碗面条。晚饭后读书写字，常常会客。晚十二点就寝。后来年纪大些了，十点多就休息了。

　　在75岁的于中令记忆里，父亲于右任喜欢吃面，越硬越好，还喜欢把蒸馍烤得焦焦的吃。

　　西出先生也听说过于右任爱吃面条。有一次，草书社的同仁请于老吃饭。主事的叮嘱大师傅，把面条做好。厨师听说是给于老先生做饭，就使出全套功夫，把面条做得像线一样细。

　　面碗端上桌，于老夸，好好，却又问，有粗一点的没有。不一会，端上来灯芯粗的。老汉又夸，好好，再粗一点的有没有啊。厨师又做了韭菜粗的面条上来。老汉又问，比这粗的还能做不。大师傅明白了，当下折回厨房做了筷子粗的面条。于右任一见大喜，臊子一浇，吸溜吸溜吃了两大碗。

　　大师傅半是惊讶半欣喜：哎呀，不早说，这面也就是农村老汉吃的，并不要啥技巧，没想到于先生是个文人，一点也不做作啊。

　　“不置房子不置地”

　　“别人有求于我，不要叫人家失望，拿钱去帮。谁都有廉耻之心，不要伤了来人的自尊心。”

　　就像照片中的那样，于右任一生都是着长衫、穿布鞋的模样，晚年拄杖，仿佛邻家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大爷。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大胡子。

　　胡须给人威严之感。可美名髯翁的于右任是个随和的老汉。好多老先生给于媛回忆，宅门从来不设警卫，只要是来看他的，不管是不是饭点，先做饭吃，“生怕把人饿着了”。

　　1947年，霍松林在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读书，汪辟疆教授向于右任推荐了家境清贫的霍松林，希望找个业余工作，挣点学费。于右任说，做工影响学业，让他来见我，我供他。霍松林常去于住处论学谈艺。每次，于右任都会写个条子，让霍松林到财务室去，从他的工资中领一笔钱。

　　于右任给霍松林先后写过十多张这样的领款条。最后那次，于右任写下一个数目，看了看，叹说，这些金圆券现在只够换两个“袁大头”了。

　　2014年10月。霍松林老先生在他的书斋唐音阁里讲述这段往事，墙上挂着一帧于右任长髯飘飘的照片。

　　那是1959年4月11日，于右任在台湾过八十大寿时所摄，用毛笔在上款题了“松林老弟”，还签了名，嘱托秘书将来俟机转交。直到1990年，霍松林才收到这帧照片。

　　并非只有霍松林一人得到了于右任的帮助。于媛记得，有一年，一个素不相识的美籍华侨找到家里，硬要给一笔钱，说是感激当年于右任资助了他，于家人没有收。

　　于中令回忆，台湾当年工薪阶层月薪千元上下，40元台币兑换一美金，于右任每月工资是五千元台币，按说不少了，可月月不够花。他的工资除了家庭日常开支，其余交给副官宋子才管理。宋子才经常接到于的“提款单”，不是救济以前的部下，就是给了找上门来求助的一些人。到了月底，如有余钱就去请朋友吃饭。

　　西出义心为于右任写过一部传记《视金钱如粪土》，记载了于右任说的话：“别人有求于我，不要叫人家失望，拿钱去帮。谁都有廉耻之心，不要伤了来人的自尊心。家中有路，能来能往，为啥要让人来得很苦呢。”

　　于右任的秘书胡恒先生曾回忆说，于右任在台湾的住处陈设俭朴，寝室很小，除了木床和书架，没有别的家具。于媛说，这就是我大爷的风格，“不置房子不置地”。

　　临终前伸三根手指

　　临终前，于右任已不能言语，只是伸出三根手指……

　　于右任去世前二年，经常因病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可过不了几天他就闹着要出院，“太贵了，住不起，我要回家。”堂堂国民党的监察院院长，负担不起医疗费，常常为花费忧心。

　　1960年前后，有海外华侨多次汇巨款赠给于右任。每次汇来，秘书报告，于右任总是说一句，转给大陆救灾委员会，连钱数都不问。

　　1964年8月，于右任病情加重，在家中晕倒了一次，拒绝住院。9月，他拔了两颗牙，不料引起菌血症，继发肺炎。11月10日，在台北病逝，终年86岁。

　　诗人逝去，诗作仍被传诵。2003年3月，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时任总理温家宝说，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得想起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他临终前写的那首歌。温家宝当即吟诵了《望大陆》，称其为震撼中华民族的诗句。

　　可这首诗的原作手迹、于右任1962年的日记在哪里？似乎无人知晓。到了2013年，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馆长钟明善先生偶然得知，这册日记本收藏在日本京都的西出义心先生手中。

　　钟明善大喜过望，西出先生原是他结识近30年的老朋友。2014年4月，钟明善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代表团成员访日时拜访了西出义心先生。老先生郑重地捧出了用灰蓝色麻布包裹的于右任日记。钟明善一见，立即以大礼叩拜。

　　魂兮归来。在于右任去世整整50年后，“望大陆”诗手迹首次回到故乡。一时观者如潮。

　　在历史风云变幻的1949年，于右任曾有可能留在大陆。那是国共两党会谈时，正在北平的张治中接到电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往协助谈判。”张治中复电，“于先生暂勿来平。”于右任闻此跌足叹道，“文白(张治中字文白)误我！”他在诗中发出诘问，“雕笼何日启重关？”

　　囿于台湾岛整整15年，于右任要走了。临终前，他已不能言语，只是伸出了三根手指。近侍猜测：还有三件事要说？先生摇头；三民主义？先生摇头；三公子于中令？先生还是摇头。众人不解。

　　直到于右任去世后多年，有人才恍然大悟：先生那三根手指，指的是故土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