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销瓷难成收藏主打

陶瓷研究专家叶文程告诫藏家：

外销瓷，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过去的千余年里，通过各种渠道输出到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地区。今天，随着回流热的兴起，外销瓷也逐步进入中国藏家的视野。甚至有人认为，外销瓷是瓷器收藏中最后一块价值洼地。近日，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外销瓷研究专家叶文程到广州出席恒福东道汝窑论坛期间，接受本报专访，在详细介绍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外销瓷状况和风貌，肯定其历史及艺术价值后，却直言不讳地说，好的外销瓷多数进了国外的博物馆，回流的精品量不大，不宜作为收藏主打。

文、图/记者 江粤军

挖古船掏窑口

成外销瓷专家

今年已84岁高龄的叶文程，1952年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就读。毕业那年，正好赶上学习前苏联的教育体系，学校要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他和一位同班同学有幸成为中国人类学奠基人林惠祥的研究生。林惠祥早在三十多岁时就出版了《文化人类学》一书，确立了中国人类学体系，后来还写了两卷本的《中国民族史》，重版过很多次。可惜，两年后，林惠祥因脑溢血突然离世。那时候没有人代得了他的课，叶文程的副博士研究生学习也就此搁浅，在履历上留下“肄业”两字，之后便留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工作，做起了考古学。当时旧石器、新石器、商周、秦汉、隋唐这些阶段都有人在做了，叶文程只能做宋元考古。宋元时期的遗址非常少，有价值的多数为窑址，叶文程开始主攻海外交通和瓷器方面的考古研究。

“在福建，目前发现最早的窑口为六朝时期，但瓷器真正外销始于唐代中叶以后。开始是水陆并进，不过陆地的丝绸之路，在运输上不太方便。明代的笔记中记载过，当时的瓷器通过陆路出口到阿拉伯世界，要进行纯天然、纯环保的特殊包装：用竹篾编成笼子，将瓷器装进去后，塞上很多豆子，一路走豆子一路发芽，变成芽菜，将瓷器紧紧裹住，这样即使从马背或马车上摔下来，也不会破。海外交通越加发达以后，在包装上也就不必像陆路那么小心谨慎了，而且瓷器可以起到压舱的作用，因此，越来越多的瓷器通过海路运往世界各地。”

考察海上瓷器之路，叶文程最开心的是1973年~1975年参加了泉州湾后渚港一条南宋时期海船的发掘工作。“这条船埋在海滩下四五米深处，有27米长，9.5米宽，分成13个舱位，应该是一条回港船，因为船舱中装的是香料木、沉香、龙涎香等。香料木一根有八九十厘米长，两三个指头并拢那么粗，刚出土时每根都色泽鲜红，保存完好，但一脱离海水接触到空气，很快就碎成粉末。虽然现在也想方设法留下了一些，但都干瘪、开裂了。当时对于水下考古，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窑口调查方面，叶文程几乎跑遍了福建省的山山水水，并主持发掘德化屈斗宫窑址、建阳水吉建窑。福建的古窑口，几乎每个县都有，甚至一个县有几十个，而且，这些窑口主要烧造的都是外销瓷。跑得多，看得多了，叶文程逐步成长为外销瓷方面的专家，写出了《中国古外销陶瓷的港口和路线》、《中国古外销陶瓷的品种和釉色》和《中国青花瓷器的对外交流》等论文。

唐代：长沙窑外销瓷已现阿拉伯风格

叶文程说，唐代主要港口有广州港、福州港、扬州港等，外销最多的是长沙窑瓷、越窑青瓷、邢窑的白瓷。“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址中，发掘出的唐代瓷片有几万片，日本的古陶瓷研究专家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很多都出自越窑。风格特点主要是玉璧底，在圆形平底中心挖去一小片同心圆，形似玉璧。”

而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打捞出的唐代年间沉船，更进一步印证了唐代瓷器的外销量。在这艘长约22米、载重约25吨的“黑石号”上，装载有陶瓷制品67000多件，包括唐青花盘、邢窑碟、白釉绿彩及越窑秘色瓷和长沙窑瓷。叶文程说，其中最名贵的当属3件唐青花瓷，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青花瓷，纹样与扬州发现的唐青花执壶、碗、枕等残件近似。

长沙窑瓷则有56500件，可见当时该窑瓷器出口量之大。器型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其中的一件瓷碗上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宝历二年为唐敬宗年号(826年)，碗心图案接近阿拉伯风格，说明唐代长沙窑为适应西亚市场需求，已经在调整自己产品的艺术特色，让其具有异域风情。有的瓷碗写着“茶盏子”，可见是茶具；有的瓷碗则写着“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名樊家记”，自报出处，说明来自长沙窑，而且大量描绘花叶、莲蓬、飞鸟等图案，体现了长沙窑瓷丰富的风格面貌，也确证了长沙窑是唐代外销瓷的重要生产窑口。

另外，“黑石号”上还打捞出200件越窑青瓷，350件白瓷，其中三分之一被考证为河北邢窑产品，其余多为河南巩县窑生产，200件北方白釉绿彩陶瓷和700余件广东地方窑口烧造的粗糙青瓷。

“这批瓷器太重要了，国内的扬州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等文博单位都有购买意向，新加坡、卡塔尔、日本也有意收藏，但打捞方开价4000万美元，所以一直迟迟没有被买下，现在，在新加坡的海洋博物馆，可以看到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展出。”

宋元：曜变天目成日本国宝

“到了宋元时期，”叶文程说，“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泉州相继设立市舶司。广州、泉州都有阿拉伯人的聚居点番坊。特别是泉州港，是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驾齐驱，很多外销货物都是从这里起航出海。”南宋赵汝适《诸番志》一书中所记载的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三十处跟中国有瓷器贸易，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朱彧的《萍洲可谈》也记述了宋代陶瓷的出口盛况：“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为了这样的交流贸易，为了换取“外汇”，当时福建的外销窑口到了林立的程度。广州的西村窑及粤东地区的潮州窑，出口量也很大，品种很多。“福建主要是建窑的黑釉、德化窑的青白瓷，尤其是德化窑在南宋和元代，特别旺，外销到威尼斯的小口马可波罗罐，在欧洲很有名。”

因为宋人喜欢用黑釉盏斗茶，日本的茶道也非常发达，德化窑的黑釉盏，很多到了日本。建窑瓷器的胎土中所含三氧化二铁多，所以胎骨呈现黑色或酱色，色彩上比较单纯，那些产生窑变的，则更珍贵。有的变成兔毛样的纹饰，叫兔毫斑；有的是一个个的白色圆点，叫鹧鸪斑；有的又像虎皮，叫虎皮斑……其中最漂亮的为曜变天目：黑釉中自然浮现着大大小小的斑点，围绕这些斑点，四周还有红、绿、蓝等彩色光晕在闪耀，并且随着观察角度的不同出现大面积的色彩变幻。“建窑的黑釉盏主要外销东亚和东南亚，尤其是日本，因此，不少高品质的建窑瓷器，成了日本的国宝级文物，像曜变天目，目前只有日本三家博物馆存有，我国未见有收藏记录。”

从元朝开始，中东国家不仅从中国定做大件的青花瓷器，还要求用从苏门答腊岛进口的青花料，因为当时中国瓷器用的青花料是平等青、回青、浙江青及岭南的土青，硬度都不太好。在元青花中，大罐、大瓶、大盘、大碗主要是为了适应中东地区席地而坐、一起吃饭的习惯而特别生产的饮食器皿。

明清：从“克拉克瓷”到广彩

明代瓷器的大量外销，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叶文程说，在T·沃尔克编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中，记载了公元1602年至1682年，即明末清初的80年间，仅荷兰人贩运我国瓷器就达1600万件以上，其中主要是景德镇、福建平和及广东潮州地区所生产的一种被命名为“克拉克瓷”的外销瓷。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截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产地，欧洲人就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克拉克瓷的特点是宽边，在盘、碗的口沿绘分格及圆形开光的山水、人物、花卉、果实等。克拉克瓷的生产可分万历至清初和康熙两个时期，前者为开光的青花瓷，后者则胎薄。万历克拉克青花盘使用浙料绘画，有翠蓝、灰蓝、淡蓝几种色调，运用分水技法，形成三至四个色阶，为康熙青花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叶文程特别谈到：“外销世界各地的克拉克青花瓷盘，其典型的开光装饰特征，跟中国传统纹饰大异其趣，与伊斯兰文明的开光装饰有着诸多共通之处。”

到雍正和乾隆年间，大量出口的外销瓷，直接来样加工，画上了西洋画，正是在这个时候，广彩出现了。“当时广东没有好的瓷胚，就从景德镇订购运到广州，再按照国外提供的样式进行加工。广彩的花色、品种大部分比外销的青花瓷要好，质量更高一些，值得重视。”

但对于外销瓷的回流，叶文程特别强调，一定要看是哪里生产的，品质如何。“陈设品的艺术价值通常要高一些，普通的实用品大多没有太高的艺术性。现在因为国际经济不景气，很多国外藏家想出手中的藏品，我们一定要认真审视，按品质来论价。毕竟外销瓷是古陶瓷中比较小的门类，不算太重要。而且好的多数藏在国外的博物馆，回流量有限，加上良莠不齐，所以不能作为收藏的主打。”

大家简介

叶文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名誉会长、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和福建省民俗学会副会长，1987年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教授，1988年出版《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并发表有《唐代陶瓷器的生产和对外输出》、《试论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外销》等数十篇论文。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以来，他除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外，还兼任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和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秘书长、副会长和会长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