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已经苏醒：川军在当代艺术的崛起

1979年年底，文革结束后的首届全国美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与人们以往看到的红光亮、高大全的作品不同，观众在几位四川美院学生的作品中看到了某种灰暗的情绪。这件事将直接导致“川军”作为一支新兴力量在国内美术界的横空出世。

1979年，在画完《为什么》一年后，高小华前往上海拜访陈逸飞。高问陈最近在忙啥？陈说在学外语办签证，准备出国。很多年后，高小华不胜唏嘘地说，你真的不能小瞧上海画家的前瞻性，当大家都忙着拨乱反正、参加全国美展时，他们已经揣着38美元漂洋过海了。当然几年后，这伙在陈丹青眼中“豪爽、开朗、痛快”的四川哥们也将相继出国，但在出国前，他们还要完成另一件历史托付给他们的大事。

1979年年底，文革结束后的首届全国美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与人们以往看到的红光亮、高大全的作品不同，观众在几位四川美院学生的作品中看到了某种灰暗的情绪。高小华的《为什么》、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雪》、王亥的《春》以及罗中立的《忠魂曲》都给人们带来了不小的震撼。展览结束后，高小华、程丛林、王亥的作品均以油画二等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美协官方之所以做出如此反常的评奖决定，或许真的“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天性好强的罗中立对此却毫无兴趣，他真正关心的是：“为什么我没有获奖”？当然，一年后他也将获奖，而且是金奖，而且震惊国人。

但是高小华麻烦了，因为他们参加全国美展并没有征得校方的同意。作为班长，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撤职。尽管如此，四川美院仍表现得非常宽容，这是四年后高小华调到中央美院任教后才明白的。他说：“相较之下，如果1977年我去了中央美院，可能就会一事无成。”校方的宽容还表现在，1980年他们主动组织学生参加了“全国青年美展”。这次美展四川美院再次大放光彩，他们的作品几乎囊括了美协设置的金、银、铜三个奖项，罗中立的《父亲》毫无悬念地拿下了金奖。在展厅中，很多人驻足在这个满脸皱纹、熟悉亲切的“老父亲”面前，仔细打量、细细思索，不知不觉间眼泪掉了下来。周春芽的《藏族新一代》、王川的《再见吧小路》、朱毅勇的《父与子》也出现在人们面前，川军再次受到美术界的瞩目。

此次展览结束后，罗中立、周春芽、王川等人高兴地从北京返回重庆。但他们发现77、78班中公认的最具艺术家气质的何多苓却在画一个小姑娘。小姑娘坐在一堆枯草上，眼神迷离。这样他们感到费解，何的研究生导师甚至说：“哪有这么画油画的？不行！”导师生气的直接结果就是，何多苓毕业后无处可去，他像个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在折腾了大半年后终于被强行分配至成都画院。但艺术史并不会戛然而止，几年后这件作品受到了更多人的追捧，甚至影响到几代人的创作。这件作品的名字叫《春风已经苏醒》。

春风已经苏醒，川军已然崛起。1982年，在经过四年大学生活的锤炼后，77、78级正式毕业。高小华、程丛林、罗中立、叶永青等人留校，其他人被分配至全国各地。在留校的名单中，没有张晓刚的名字，他被分到了昆明歌舞团做舞美。

张晓刚很难过！其实过去的四年，他都很难过。他有自己的审美情趣，所以没法将自己融入当时风靡一时的“伤痕”与“乡土”，悲观的他甚至想到了退学。在给哥哥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到：“我是班上最差的，我想退学。”自然，他当时必定不会想到，属于他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

1982年的另一件大事，是中国美术馆邀请四川美院的油画赴京举办展览，这在当时，即便到现在也是极为罕见的。在此次展览中，高小华《赶火车》、罗中立《春蚕》、程丛林《同学》组画、周春芽《剪羊毛》、张晓刚《藏女》、朱毅勇《乡村小店》等一批“川派精品”相继亮相。在展览同期举行的座谈会上，学界首次提出“四川画派”这个概念。时任《美术》杂志编辑的邵大箴说：“四川有一批油画群，这些油画标示着四川画派的成熟”。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艾中信也表示：“四川美院的创作是很出色的。四川是一个派，这已经确认了。”至此，川军一代的辉煌已达巅峰。

1983年，罗中立出国；1985年，高小华、周春芽出国。随着川军核心人物的渐渐离去，学界曾热捧的“四川画派”已经名存实亡，以至于在1984年举办的第六届全国美展上四川美院几乎全军覆没。之后程丛林曾打算举办一次四川美院“十人画展”，来“挣得几分颜面”，但也终因川军的分散而未能如愿。在此后的数十年内，川军陷入了另一个新的低谷。当然，也有比较好的消息，比如1986年，罗中立回国；同年，张晓刚调回川美任教；一年后，台湾藏家林明哲来到重庆，“信手就卷走了川军积压的成百上千张作品。”但不论如何，川军的第一段辉煌已经过去，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另一次更需要厚积薄发，更需要勇往直前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