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水墨：重估隐藏的价值

　　2012年伊始，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和朱屺瞻艺术馆共同发起“上海新水墨大展”，该展与30年前批评家黄专与时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的王璜生第一次提出“实验水墨”遥相呼应，实验水墨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近30年来，虽然业界对此概念还存在分歧，但实验无疑是最能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水墨画演变的重要特征。

　　传统与西方现代的交融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画界努力寻求中国画当代发展之路，以水墨为媒材，以具有革命性的表现方式，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实验水墨运动。批评家鲁虹认为，实验水墨是艺术家将传统绘画和西方现代主义元素嫁接而产生的。与传统水墨画不同，实验水墨画家追求独立的艺术表达，表现的是一种和当下有关的状态，其风格和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美术批评家殷双喜在其《实验水墨的文化意义》一文中对“实验水墨”的范畴定义更广，“包括了主观性很强的变形形象、符号化的图式、表现性水墨、材料拼贴及部分以水墨材料为主要媒材的观念性水墨装置与行为艺术”。而批评家皮道坚在其《实验水墨回顾展缘起》中则表示，“实验”一词包括“表现性水墨”“抽象水墨”“观念水墨”乃至“水墨装置”在内的各种现代水墨探索的精神特征的一种概括。简言之，实验水墨只是借用传统中国画材料与工具，创作出与传统水墨画艺术观念、表现语言和展现图示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从而反映出当代人的社会生活。

　　实验水墨最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时期水墨画创作的一种共性——实验性和开拓性。实验水墨的产生，一方面得益于当时画家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吸收，希望借此改变中国画的面貌；另一方面，台湾艺术家刘国松，大陆艺术家周韶华、吴冠中大胆的艺术革新思想也影响到当时的水墨画创作。从实验水墨诞生之日起，就涌现了众多表现题材多样、创作方法丰富的艺术家，他们的探索一直持续至今。

　　多元化发展的实验水墨

　　虽然实验水墨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形态，就其本质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以水墨媒介作为表现观念的实验水墨，其主要代表为谷文达、仇德树、梁铨等人。谷文达的作品以中国水墨画中的诗书画印这些元素为画，通过分解、重组等方式，创造出中国文化符号意味浓厚、具有视觉冲击力且保留一定传统因素的水墨画作品。仇德树通过“裂变”题材和技法的探索，将宣纸作为表现的内容和手法，同时还利用画布和丙烯颜料，扩充了媒材的使用范围，达到对单一水墨形式的解构，向现代水墨的方向转换。同为采取宣纸作为媒介，梁铨则是采用西方艺术中拼贴的创作方式，以当代的创作观，体现中国绘画的图示。

　　以水墨材质开拓新的绘画图示的实验水墨，通常将其概括为抽象水墨，其主要代表为刘子健、张羽、阎秉会等人。刘子健90年代对“墨象”进行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体现在其作品《逃遁》系列中，使实验水墨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张羽将个性化的符号和强烈的情感糅合在一起，创建了具有东方意象特点的水墨画，其最为典型的代表为“灵光”系列。

　　利用水墨作为概念，借以表达个人艺术观念。这类实验水墨实际上只是借用水墨的名义，采用装置、观念等当代艺术手法，体现一种艺术观。如王川、王南溟的装置艺术。艺术家李华生利用线与线的交错分割过程中，进行一种修行式的体验，著名批评家栗宪庭曾将这种创作方式视为通过水墨达到“参禅”的一种方式。

　　利用水墨作为表现手法，表达当下的生活状态，在当代水墨人物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刘庆和将自己的生活方式融到画面中，以新的表现手法和水墨语言形式关照生活。李孝萱将现代都市生活引进水墨领域的画家，用写意的方式表现都市景观，以表现现代都市中人的焦虑、惊恐、荒诞的情绪。近年来，朱振庚、李津等在水墨人物画方面又有新的突破。

　　重估实验美术价值

　　实验水墨发展近30年来，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美术评论家刘骁纯、郎绍君、皮道坚、黄专、鲁虹等人都发表了大量有关实验水墨的研究与评论文章，并且还举办过很多学术展览，如1998年上海双年展、2001年广东美术馆举办的“中国实验水墨20年展”、2005年的“实验水墨回顾展”，充分显示了其艺术价值所在。理论和展览的延伸使得实验水墨成为80年代以来大陆最为重要的艺术现象。批评家刘骁纯认为，实验水墨的发展过程已不是一个理论模式和理性预期，而是一个存在近30年的艺术史现象，并且成为中国当代水墨画发展的重要参照。

　　从80年代开始，再到90年代初中国水墨创作的活跃期，直到今天，实验水墨的这批艺术家仍旧在以各自的方式进行探索。从过去不被承认，到公开展出，再到现在各种类型的回顾展，实验水墨正显现出自己蓬勃的生命张力。实验水墨的影响在于，这些作品不是无边界的扩散，而是凝聚在水墨这一范围内，无论形式语言及其方法如何，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水墨世界中，因此才会引发持续的关注和影响来。

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