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画：拍场作价为何成为潜规则

在艺术品投资中，当代书画具有最为广泛的参与人群，也是最受欢迎的投资品类，即使目前艺术品市场还处于调整期，当代书画火爆行情依旧持续。然而，高价不断的拍卖场上，攀比之风愈演愈烈，甚至有业内人士表示，拍场作价已然成为行业潜规则。

本报记者 黄辉

当代书画上演狂飙神话

中国嘉德、北京荣宝作为最早推介当代书画家作品的拍卖公司，最初推出的一批书画家已成为目前市场上的领头羊，随后，各大拍卖公司也陆续推出当代书画专场。经过十多年发展，当代书画已成为拍卖公司囊中举足轻重的艺术品类。

早在1996年，当代书画就出现在拍卖市场上，当时所推画家的价格区间不过几万元到几十万元。随着拍卖公司的介入，当代书画也进入收藏家及投资者视野，在此之后，当代书画市场风生水起。

2003年，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不断发展，当代书画价位也不断攀升。2005年，在北京荣宝春季拍卖会上，吴冠中的水墨作品《黄土高原》一举冲向1870万元，成为首件价格过千万元大关的当代书画作品。2009年，在中国书画板块整体上扬的大环境中，当代书画家作品的市场价位也不同程度地上涨。

在今年中国嘉德春拍中，当代书画板块成交额首次逾亿元，在北京保利春拍中，当代书画板块总成交额也达到1.3亿元。

当代书画市场空前繁荣，即使在古代书画和近现代书画面临调整的行情下，当代书画受追捧程度仍有增无减，一些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俨然成为“纸黄金”。书画市场评论家齐建秋表示：“当代书画既继承了传统书画的形式，又没有古书画真伪鉴定难和鉴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不论是在收藏投资市场还是礼品市场，都有庞大的基础。”

胡润研究院在不久前发布的《2013胡润艺术家排行榜》中，国画家成为市场的绝对主角：在前十名榜单中，除了周春芽是油画家，其他均为国画家；在100位作品最畅销的艺术家排名中，国画家占八成，其中，当代书画家就占据了其中近1/3的席位。如范曾以4.287亿元的总成交额位列当代书画家之首，排在其后的当代书画家有何家英(排名19)、孙其峰(排名32)、崔如琢(排名44)、黄永玉(排名47)等。

截至目前，单件作品成交额过千万元的当代书画家包括：王明明(《蒲松龄先生讲书图》1380万元)、何家英(《绿茵闲且静》1350万元)、崔如琢(《盛世荷风》1.01亿元)、刘大为(《相马图》1437.5万元)、贾又福(《太行风情长卷·书法》1840万元)、范曾(《八仙图》6900万元)、许钦松(《春云漫度》1035万元)、赵绪成(《缝帐篷》1265万元)、姜宝林(《窄路》1207.5万元)、宋雨桂(《霞飞图》1840万元)、王西京(《和平世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161.5万元)、王子武(《月下对酌》1904万元)。

从单个画家来看，以何家英为例，1997年，何家英作品《沉思》在中国嘉德以3.52万元成交，2003年以后其作品价格一路高歌，2005年，何家英曾在国内绘画大赛获奖的《四季美人图》在上海保利以363万元成交，这一成交纪录一直保持到2010年。此后，何家英作品价格再次攀升，尤其是2011年、2012年，目前成交价过百万元的作品，基本都属于这两年成交的。

拍场“天价”满天飞

然而，在当代书画市场繁荣的背后，书画家暗地攀比，在拍卖市场上作价已成书画交易的潜规则，当代书画价格越炒越高，泡沫也越来越大。

最近几年，关于当代书画价格虚高、市场累积泡沫风险的质疑声也不绝于耳。尤其是2010年以来，当代书画在拍卖场上炒作价格已达到空前疯狂的地步，有的画家单幅作品成交价已超亿元大关，动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当代书画价格与古代、近现代书画价格已严重倒挂。北京某文化公司负责人刘忻(化名)告诉记者：“在当代，真正具有收藏价值、货真价实的当代名家不超过10人，但人为炒作盛行，所以‘天价’满天飞。”

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某画家，其作品进入拍卖市场的时间并不长，但作品市场价格却在短短几年上演飙出“天价”。2011年11月，北京翰海秋拍为这位当代画家举办了专场拍卖，其17件作品以1.32亿元的总价落槌，“创中国当代画家2011年秋季拍卖成交价单季最高纪录，中国当代画家专场纪录，2011年秋季拍卖会‘白手套’专场纪录”。同年11月29日，这位画家的“国画巨作”又在香港佳士得以1.28亿港元成交，“刷新当代中国当代画家单幅作品过亿元的历史纪录。”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该画家作品在拍卖会中总成交额近5亿元，稳居中国画家成交额之首，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升值潜力和投资价值的画家”。2013年，该画家的一幅作品在香港佳士得以7715万港元成交，这是该件作品第二次出现在香港佳士得，2006年该作品曾以1556万港元成交，被视为“7年时间增值近4倍”。

实际上，类似这样在拍卖场上上演价格飙升“神话”的当代书画家并不是个案。例如，曾任某省画院名誉院长的某画家不仅在北京798艺术区建立了个人艺术馆，其作品价格也在拍场直线上扬：2010年前，该画家上拍作品价格区间仅为几万至几十万元，2010年12月，其作品在北京保利以112万元成交，突破百万大关。此后，该画家作品价格扶摇直上，尤其在2012年，其单件作品价格超过500万元大关的就多达4件，而且还创下了目前为止艺术家个人作品最高成交价——2012年6月，其一件作品在北京保利以1265万元成交。

“高位换手，谁来接盘？在当代书画家将作品价位拉升至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级别时，“击鼓传花”的游戏如何继续？“鼓声”停下，天价当代书画又会落在谁的手上？”

刘忻表示：“和画家签约，约定出书、办展览、拍卖送拍，先设定一个价位，自己举牌买回来，拉动艺术品指数，快速提高身价，吸引买家进来。现在很多公司和画家合作都是这样的程序，拍场作价其实已经约定俗成。”他补充道，“其实，不少书画名家背后都有庄家，或是有企业老板投资，或是有基金公司支撑，用一些金融运作手法来包装书画家，书画家个人作品市场价格和行情能不能撑得住，得看庄家实力有多大。”

拍场作价为哪般

实际上，当代书画家本人也是市场作价的幕后推手，与盖棺定论的古代画家和近现代书画家不同，当代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不确定因素更多，市场上的人为操作性更强。

对于拍卖场上出现的天价当代书画，齐建秋表示，当代书画家的市场价格，具有很强的人为操作性，画家的价值还未盖棺定论，买家一定要冷静对待。“买家为什么要在拍卖场上以润格价数倍的价格购买作品？”他表示，“作品持有者在‘编造’市场接受画作上千万元的‘事实’，如此一来，他们手上持有的画，在成交时就有了参照标准。”

收藏家郭庆祥也举例说明，在刚刚结束的伦敦苏富比古典绘画中，一张埃尔·格列柯的绘画作品以910万英镑拍出。“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作品价格才如此，当代画家有多少人能企及这样的艺术水平？当代画家的作品具有怎样的艺术价值，成交价能够动辄成百上千万元？”他表示，市场作价不过是为了吸引更多资金进入艺术品市场而人为制造的数字假象。拍场作价带来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画家为了追逐利润，制造“流水线作业”，不讲求艺术品质，大量复制自己的作品。

艺术品经纪人、沈学仁画廊负责人徐永斌表示，随着企业和各路资金的介入，不排除有的画作是真正以高价成交，但拍场作价已是圈内心照不宣的规则。“书画市场缺乏相对规范的评价标准，没有规律可循的定价方法和规则，价格由书画家或画廊说了算。目前，国内没有一个能够真实反映书画家作品成交价格的信息平台，而大部分进入当代书画市场的投资者也无标准可循，所以大量数据分析和价格走势，成为他们参照的标准。”

他将拍场作价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商业的需求、攀比的心态、作势的需要、价格由画家自己定的需求，这些因素互相影响，促使当代书画市场的作价之风愈演愈烈。“尤其是画家的攀比心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活跃市场的作用，但误导了书画收藏家和投资者，将当代书画市场变为一个投机和虚假数字市场，长此以往，当代书画领域会变为有价无市的市场。”他说。

郭庆祥表示，助长画家拍场作价的另一原因在于，当代书画市场已经演变为一个投机市场，以价格衡量艺术价值成为判断当代书画的标准，各种价格指数、投资数据分析也助长了艺术家拍卖作价。“买家大多以逐利为主，艺术鉴赏能力不高，不了解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只关注画家的名头或地位，而很少看中作品本身的价值，跟风投机，跟着市场走，造成作品价值与价格的背离，成为市场造假的跟风者。”齐建秋表示：“拍场作价获利的不仅是画家，还有拍卖公司。画家乐意在一些具有知名度的拍卖公司作价，大拍卖公司的成交价格在市场上更具有可信度，拍卖公司也因此可以收取可观的佣金。”

徐永斌也表示，二级市场确实水分比较大，主要表现在价格虚高、虚假成交严重，众多二级市场经营机构活跃在当代书画市场，画家通过包装、宣传和市场经营，为个人造势，结合代理人、画廊、书画投资者及投资机构，在拍卖场上自卖自买，进行市场运作，从数字上吸引眼球，产生名人效应和市场效应，随之引来市场上的追捧者和跟随者。

与处于书画价格顶端的古代书画和近现代书画相比，当代书画鱼龙混杂，不确定因素太大。“尤其画家、画廊、拍卖公司联手，将一些当代画家的作品价位炒得太高，作品价格远远偏离其市场价位，等待买家的多半是陷阱，‘击鼓传花’的游戏一旦无人接手，拍场天价的神话自然也就破灭了。”刘忻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