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柱铭》“假拍”风波真相是媒体炒作？

  　 8月21日，北京的《华夏时报》发表了长篇“打假”文章:“《砥柱铭》4亿元天价疑局——业内人士透露实际成交价8000万元，律师呼吁北京保利公示信息”。该报记者本着打假英雄舍我其谁的无畏精神，深入收藏界“可靠渠道”，紧紧抓住《砥柱铭》在拍卖后的纳税额这一核心，从北京东城区工商分局获取翔实资料，而且还追踪了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成立五年来的历年税收情况，甚至调查了公司负责人“z先生”行业和家庭背景情况……

  　  文章一出，天下哗然。记者站在维护社会利益的立场，撰写出证据如此丰富、思路如此严密的文章，而我们又身处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传播的速度何止一日千里，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于是这篇文章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砥柱铭》的“假拍”风波由此产生。

    　“假拍”风波影响面之广，本人有着深切的体会:自从这篇“打假”文章发表以后的十天间，与北京的收藏界朋友见面，大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砥柱铭》真实成交价格其实才八千万！”——这让我回想起数十年前中国人见面的问候语“你吃饭了吗？”一样频繁，多少带着黑色幽默的味道。不止是在北京的收藏界，还有国内各地，甚至远在香港、纽约、大阪和温哥华的朋友也来询问。一石激起千层浪，“假拍”恶气，臭浪熏天，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假拍”事件为何令人震惊？

　    《砥柱铭》的拍卖，出现在今年6月3日北京保利春季大拍的夜场上。恰巧，本人也参加了这场著名的拍卖会，所以也成为《砥柱铭》拍卖的目击者。其实，拍卖场上的目击者往往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的只是事件的表象。

   　 《砥柱铭》“假拍”的震撼力为什么来得如此迅速、强烈而广泛？我的理解至少有四大原因:

    　1.《砥柱铭》是我国北宋四大书家之一黄庭坚的名迹(尽管有学术争议)，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贵的艺术品。《砥柱铭》的现场槌价是3.9亿元人民币，加上12％的佣金，其总成交价是4.368亿元，一举打破了此前由元青花《鬼谷下山罐》所保持了五年之久的中国艺术品最高成交纪录(元青花《鬼谷下山罐》，是在2005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卖成交，当时的成交价折合人民币2.3亿元)。在经济社会里，经济的力量力大无比，最贵的艺术品金光闪耀，往往会被人们误以为就是最好的艺术品，这种错误观点普遍存在于收藏圈外。这就是《砥柱铭》“假拍”之所以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首要原因。

   　 2.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北京市场异军突起，成为世界第四大艺术品交易平台，特别是经历了金融风暴之后，中国市场一枝独秀，大有赶超欧美和香港的势头。尤其在涉及中国艺术品的拍卖上，北京市场的力量不可小觑，天价迭出，其本质是争夺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由于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接近4亿(中产阶级的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艺术市场发展水平的最坚实的基础)，事实上，世界各地拍卖的中国艺术品的买家，也大多数来自中国内地，或者是华人。这也是世界关注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

  　 3.承担《砥柱铭》拍卖的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虽然成立只有五年，然而表现抢眼，风头十足。特别是在今年的春季大拍上，北京保利于6月1日至6月5日，经过五天的鏖战，以总成交额超过人民币33亿元，刷新了中国艺术品单季拍卖成交额的世界纪录。从而“以舍得一身祸”的姿态，把北京嘉德(春拍成交21.28亿)从雄踞国内行业龙头老大的交椅上拉了下来。同时，北京保利也把它们的老前辈香港佳士得(春拍22.9亿港元)和苏富比(接近20亿港元)甩到了身后。一路绝尘的北京保利，在硝烟四起、利益冲突的商战中，就这样残酷而勇敢地站到了风口浪尖之上，自然也就成为行里行外打量、分析和议论的焦点。4.远在《砥柱铭》上拍之前，关于《砥柱铭》的断代学术问题、来历问题、估价问题等等，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特别是加上媒体的炒作，《砥柱铭》事实上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一则社会新闻。在我看来，这次《砥柱铭》的“假拍”风波，是前面所提问题在拍卖后的后续反应，也可以理解为又一次媒体的炒作行为。

   　 媒体的勇气与黑色幽默的味道

    　假拍问题，是国内艺术品市场上一直存在的恶习，是人人厌弃的老鼠屎，这是不争的事实。它直接危害到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坑害收藏家，令中外正直的人们所诟病。然而，由于假拍事涉买、卖和拍卖公司三方或者其中的两方，因为利益的干系，他们手段隐秘，外界很难求证，打假行为就变成了十分艰难的苦差事。而担当社会舆论监督的中国媒体，其实一直在与假拍行为作斗争。我本人也参加过这样的打假行动，然而遗憾的是，成功的打假行为，往往拍死的都是“苍蝇”，所以对阻止艺术市场假拍行为的威慑力毕竟有限。

    　北京的《华夏时报》这次成为了真正的打虎英雄。他打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贵的艺术品；调查的对象是中国拍卖业的新晋状元北京保利；剑指的是人人厌弃的老鼠屎——假拍问题。在这个出发点上，《华夏时报》担当起了社会舆论监督的责任，理应赢得人们的尊敬。

  　  作为一名行业的记者，我对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抱以尊敬的态度。理由如下:

  　  1.他在采访这一事件时，腿脚勤快，反应敏捷，甚是用功。他调查的范围比较广泛，从行业内幕人士、资深人士，到工商局，也采访了北京保利公司本身，甚至还调查了相关人员的背景。

  　  2.他在采访的方法上，有板有眼，合法有据，看似滴水不漏。据我所知，记者要想得到工商局提供的相关数据，比较麻烦，最好的办法是聘请律师介入。从这篇报道上观察，他们显然邀请了律师的参与。

    本来以为，我们可以从《华夏时报》很快得到北京保利的回应，然而没有。

   　 我觉得不能让《华夏时报》孤军奋战，于是也以新闻记者的名义前往北京保利采访，询问有关《砥柱铭》拍卖及税款事宜。

   　 令我大为吃惊的是，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办公室主任陈零初先生立即向我出示了该公司代《砥柱铭》卖家向税务机关缴纳个人所得税后的存根。存根显示，计税金额为3.9亿元，税率为2％，实缴税金780万元。我指出，为什么要把纳税人身份信息用胶布蒙住？陈零初先生解释说:“根据相关规定，我们北京保利有义务为当事人保密。”

   　 同时，陈主任也坦陈，“购买《砥柱铭》的货款并没有全部到账。因为4亿的资金量，对于任何收藏家个人或机构，都需要一定的筹款时间，我们已经与买家达成了付款的协议。”对于大标的拍卖品的分期付款，是行业惯例，中外皆然。

    　所谓《砥柱铭》“假拍”风波的真相，却原来竟是如此的简单明了，因为北京保利拍卖公司在《砥柱铭》的拍卖活动中，就根本不存在“假拍”！

   　 针对《砥柱铭》拍卖的打假，又让我们感受了一次黑色幽默。

  　  一次有严重瑕疵的新闻质疑

  　  回头再读《华夏时报》的相关报道，发现疑窦丛生，我以为需要媒体反思的地方实在不少。

  　  1.面对纷繁复杂的新闻来源，媒体一定要履行切实核实内容的义务，不可偏听偏信，否则就容易产生误伤现象。而这篇所谓的“打假”《砥柱铭》的报道，基本线索几乎全都来自于类似“业内资深人士”、“业内人士”、“内幕人士”这样像影子一样的人物。事实上，混迹于艺术品市场里的所谓“业内资深人士”比比皆是，他们道听途说，然后添油加醋，凭空想象，胡说八道。甚至有些利益相关者的攻击性言论，记者更应该小心求证，一旦偏听偏信，就很容易给那些合法的经营者造成严重伤害，而《砥柱铭》“假拍”风波就属于这类事故。

  　  2.舆论批评首先要对事不要对人，等到把事情调查清楚了，你再揪出造假的人也不迟，而不要在是非不明的情况下，你就先来一闷棍，打了你再说。这样很容易给那些无辜的人造成伤害。这也是法律所不能允许的。比如在这篇打假文章中，十分详细地介绍了保利执行董事z先生，说他“精于谋算、作局”，甚至还扯到了他的父亲。其实谁都知道，这位z先生就是赵旭。事实证明，保利拍卖《砥柱铭》并没有“假拍”，而如此这般含沙射影地指责赵旭先生，的确不应当——且不说赵旭没有参与这次“假拍”，假使真的参与了，也与他的父亲无关。

 　   3.打假批评报道，一定要适时适度，否则很容易给同行业造成不必要的猜忌和伤害。如今的拍卖企业，利益攸关，竞争激烈，尤其是在当下这个节骨眼上，出了这样一篇错误的打假报道，往往让人联想到其背后是否受了利益相关方的蛊惑？我愿意相信这不是事实，而是记者出于肩负社会监督的责任心使然，但是从结果看，良好的动机与实际效果背道而驰，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

    　幸好，由我国著名财经名记水皮先生担任领导的《华夏时报》，及时发表了后续报道:《北京保利澄清“假拍”说》，表明了保利拍卖《砥柱铭》并没有“假拍”的事实。亡羊补牢总是件好事，但由此给保利带来的伤害、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却不会到此为止。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