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班里满眼的双字名,在古代曾是禁忌

作者：时间：2021/03/28 热度：1626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頔开学在即,翻开新生花名册,可以发现三个字的名字占了绝对主流。有的班级四十多人中,只有一两人是两字或四字的名字。有调查统计显示,在1970年-1990年这20年间出生的中国人口中,三字姓名占到71%,二字姓名占到28%；2000年以后这20年出生的人口,三字姓名则占到86%,二字姓名只占到12%,这个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名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每一代人的名字都有高频用字。比如,在1950年-1970年出生的一代人中,“建国”“志军”“超英”比比皆是；到了1970年-1990年,二字姓名相对增多,男性名字中多见“伟、鹏、峰、磊”,女性名字中多见“娜、芳、莹、玲”。2000年以后,起名用字也更加雅致,而且为了避免重名,三字姓名甚至四字姓名越来越多。根据统计,2010年以后出生的男孩名字带“博”字的最多,“泽”字第二,“宇”字第三；女孩名字带“涵”字的人数最多,带“梓”字的第二,带“雨”字的第三。浩然、子轩、雨泽、宇轩和梓涵、子涵、雨涵、欣怡成了目前小学生中的高频用名。

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起名用字在不同历史时代有着明显特点。比如在《三国演义》中出现的人物几乎都是单字名,比如曹操、刘备、孙权、关羽、张飞、赵云、周瑜……能叫上来的三字姓名也大多是复姓,比如诸葛亮、司马懿、太史慈等等。但到《隋唐演义》就不同了,从虚构的宇文成都、裴元庆,到真实存在的单雄信、徐世勣,三字姓名大量出现。据统计,《后汉书》《三国志》记载的人物中二字姓名的比例分别高达98%和99%,《隋书》和两《唐书》中的两字姓名比例却降到了59%和43%,有相当大的变化。要谈论名字的变化,可以追溯到文明的源头。在早期部落聚居时,要和人打招呼,一种近乎本能的表达是“诶”这么一个字。日子久了,人们便把一个字作为一个事物的代称。从商周到秦汉,只用单字的二字姓名占据主流长达千年之久,最主要的原因要归结于当时的避讳制度。中国的避讳制度源远流长,“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对于这三种身份的人,旁人既不可指摘他们的过错和短处,就连名讳也不能触碰,如果赶巧取名用了相同的字,就必须更改。秦汉不只避讳死者,和皇帝名讳同字、同音的人物、礼俗礼器、山川大泽都要改名,甚至对前代君王都必须避讳。

在《三国演义》中出现的人物几乎都是单字名在宗法社会,不只尊者要避讳,家里的亲者、长辈也必须避讳。如果父亲名“友”,子孙们在家里说话,就不能开口闭口我的友人谁谁谁,而要找个字进行替换。所以孔子才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到别人家拜访,需先问清对方家长的大名,以此找寻同训字规避,才不触犯人家的禁忌。因此,每一个族长、家长,以及即将成为家长的人,也都尽量取单字名,以方便社交。避讳给人们带来了很多麻烦,对于这一点,皇帝也心知肚明。汉宣帝刘病已继位之后,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询,并在诏书做了解释:“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刘病已这名字在当时太大众化,如果不改,病、已两字都需要避讳,老百姓说话办事稍不注意就会触及敏感词,并因之获罪。汉宣帝为方便群众,便更名为询,只需避这一个字。和他持同样想法的,还有汉昭帝刘弗陵,曾改名为弗；汉平帝刘箕子,改名为衎,衎字较生僻,需要避讳的场合就更少了。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王莽以遵循周礼的立场,进行了从上到下的改革,其中以改名最为突出。不仅山川、地理、官职之名被改,就连时人取名也都要全部用单字,他甚至要求:“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之所以下达这条诏令,是因为《公羊传》曾有“(春秋时期)讥二名,二名非礼也”的记载。王莽政权仅存在了15年,但在他的推动下,原本就流行的单字名,更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之中,双字名几乎成了禁忌。因此在《三国志》里记载的历史人物,有99%都是单字名。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单字名的比例在三国时期到达历史巅峰之后,从西晋开始,双字名的比例逐步开始回升,这也有多重原因。

王莽首先从天下局势来看,西晋末期,司马氏困于八王之乱,周围少数民族趁势南下,抢占中原。在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名字也随之发生变化。鲜卑族的乞伏部、秃发部,匈奴的支系卢水胡族,纷纷带上本族名字如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沮渠蒙逊,这便不再是二字姓名的天下了。南朝武将多次夺取政权,他们处于氏族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经常变动阶层,他们的存在使精英阶层受到了民间习惯的影响,逐步突破了单字名观念的限制。刘宋皇室最先开始以双字取名,如刘义符、刘义隆、刘子业等。由于当时氏族文化兴盛,复名由此又引出了班辈名字,即在双字名里选一个字为固定字,以明辨兄弟和亲族关系,如宋武帝刘裕的七个儿子,均以“义”为班辈字,宋孝武帝刘骏的28个儿子,均以“子”为班辈字。皇族带头换风气,底层民众效仿,据统计,在南朝《宋书》中出现的245个人名中,复名者有137人,数量压过了当年风头无两的单字名。宗族中排辈的需要,也进一步推进了双名化的趋势,成为宋代以后按照“字辈谱”取名的开端。其次是修仙和五斗米教的社会文化因素。据不完全统计,《晋书》中出现的人物只有60人为双字名,其中属西晋或三国时期的有12人。这12人大多是齐鲁滨海一带人士,那里靠近蓬莱仙岛,自古盛产超然世外的方士,《晋书》中的这些复名者,绝大多数和修仙修道有些关系。自东晋开始,“之”字成了人名中的高频用字。比如琅琊王氏,王羲之同辈中名里带“之”字者有12人,子侄中有22人(如王献之、王凝之),孙辈以下的有近40人。还有画家顾恺之、名将陈牢之、数学家祖冲之、“白袍将军”陈庆之、史学家裴松之等等,均以“之”命名。单纯从文字的角度来说,“之”只是一个虚词,并没有实质性的字义。根据后人的研究,“之”字入名是天师道徒的习惯,具有信仰标识的内涵。天师道宣扬长生不死观念,鼓励采药炼丹,深受门阀士族的喜爱。琅琊王氏“世奉五斗米道”,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尤其虔诚,以致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他任会稽内史时,恰逢孙恩之乱,当叛军包围会稽城时,他不仅不派兵防守,还笃定地祈祷天师相助,最后城破身亡。

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名字全是单字除了“之”字,同样带有宗教性质的“道”“昙”“灵”“僧”等虚字也大量成为人名的用字。比如南朝书法家王询的孙子辈有僧达、僧谦、僧绰、僧虔,曾孙辈有僧亮、僧衍、僧佑。南北朝门阀士族势力强大,尤其重视避父祖之家讳,但“之”“道”这一类虚字主要是作为双名中的信仰点缀,所以不需要避讳。我们可以看到王羲之家族五代中人名带“之”字者多达数十人,不仅从姓名中完全看不出辈分,而且父子、祖孙等均“同名不讳”,这也使双名成为一时风尚。出于表意需求和审美需要,门阀士族人名中的虚词逐渐超出了信仰层面,开始普遍出现,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双名化的进程。

王羲之说到避讳,南北朝时避讳规则比先秦汉晋的古人还要严格,但时人用了《礼记》中的“二名不偏讳”做挡箭牌——如果名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连起来都相同,就无需避讳,比如孔圣人的母亲名叫颜徵在,只要说“在”不说“徵”,说“徵”不说“在”,就不会触犯亲人的讳。两个字完全重合的概率,比之一个字,需要避讳也就少了很多。客观来说,双字名相对于单字名多出一个字,也能表达更丰富的内涵。比如唐高祖李渊有嫡子四人,分别名为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合其名首字为“建世玄元”,寄托了李渊对诸子以及未来的期待。于是,在唐代双字名蔚然成风,已经和单字名比例相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