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收藏价格还有上涨空间 该如何“捡漏儿”

　　辛德勇不仅是颇有成就的历史学者，也以读书、藏书、爱书闻名。他的新书《蒐书记》就是一部“嗜书瘾君子”的聚书实录，不仅分享了辛德勇买书、藏书、读书的经验之谈，还有关于古籍版本的论述，甚至包括“捡漏儿”秘笈。

　　书名的“蒐”字颇有些“寻觅”的意象。实际上，买书，特别是买旧书，并不仅仅是拥有或是占有，更多的趣味，在于寻寻觅觅的过程。辛德勇在书中回忆古旧书籍市价的飙升之前，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古旧书市热气腾腾的盛况：“古旧书市的头两年，买书的人不管心里有多么急迫，大多还要尽量保持读书人的斯文和矜持。虽然一大早就聚集在门口，等待入场，门一开便快步疾走，但还不会狂奔;翻看书籍时，对稍感兴趣的书，都要先夹在腋下……无奈嗜书者愈来愈众，没两三年，书市首日的早晨，就演化成烟尘飞扬的战场一般。”

　　在辛德勇看来，读实用书，是直接增益知识;赏玩佳本，则既可以涵养人性情，又有助于开阔眼界，从而使读书更为从容自如。“读书与藏书都是丰富人生的途径，只要你确实有所追求，终不会因买两本旧书赏玩一下即迷失志向。”辛德勇说。

　　访谈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有买旧书的习惯?

　　辛德勇：我从没觉得自己是一个够标准的图书收藏者，更谈不上收藏家了。可能稍微比很多读书人买得多一点。小的时候家里没有条件买书，也没书可买。上大学以后想多读一些书，就节省生活费来买。毕业以后开始工作，有工资收入了，同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学术范围，书就越买越多了。为了读书而买书，和专门想当藏书家的收藏，是有很大差别的。

　　记者：更多人把买旧书视为一种业余雅好，但作为学者，你的藏书和治学之间是什么关系?

　　辛德勇：这的确和我的学术经历有关。我原来上大学学的是理科，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进入历史学界。刚开始感到自己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没有受过严格、系统的历史学训练，我的历史学基础完全是自己读书自学的，感觉不懂的东西很多。这样的情况下就想着尽量多买一些书。

　　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学。地理事物的变化不随着朝代限制，它有很强的通贯性，从古到今一直变化，所以按我导师的要求，研究地理环境问题就需要对中国历史有一个通贯的了解，因此我读书的范围相对就更大一些。我的导师希望我不要太局限，把视野拓宽一些，要面向全国，包括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而研究中国历史的很多学者是做断代史的，比如说研究秦汉、唐宋、明清，这样他们所涉及的书的范围相对比较小一些。

　　年轻时觉得只要我精力充沛、不偷懒，什么问题都可以研究，什么书将来都会有用。现在看起来有些不切实际啊。年纪大了才知道做不到。人的一生能看的书其实很少的。

　　记者：在学术之外，你还会对哪些书籍感兴趣呢?

　　辛德勇：学术之外的书我不大敢关注，原因是没有钱。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为了攻读历史，买我急需的历史学书籍，我当时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套外国名着的译本，打包在两个纸箱里，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了。我买文学书籍更侧重其中历史研究的价值。比如说一般研究历史的人不大关心古代的诗文，但我很关心诗词曲、通俗民间文学之类的。涉及到文学、艺术的范围，还是考虑到历史是一个整体，不能因为研究历史就忽视文学、艺术。文学和艺术在历史的时期存在过，它本身就是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我一直对文学有着一种情怀。现在工作稍微有一点余暇的时候，还是愿意泡上一杯茶，打开古诗文看一看，这个和我的研究没有关系，但在这个愉快的消遣过程中，有时又对历史有了一些新的领悟、看法。

　　记者：藏书人对书关注的点有很多，比如版刻、纸墨、是否为善本……你会看重一本书的哪些方面?

　　辛德勇：我首先看的还是学术价值，但这本身就会涉及到不同的版本。在古代文史研究里，新的东西永远不能取代旧的。中国当代出版有个问题很明显，每一册印本和以前的有什么区别，出版社不作交代，对版次和印次的标注也不清楚。其实不同的版次印次之间往往都会有变化，特别是重要的学者的重要着作，不同版本是能体现不同的东西的，有的悄悄把一些文句、关键句做了修改。我们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要追溯到它最初版本的每一次再版。有时候看起来很微妙，但都很重要。

　　记者：你的老师黄永年先生，是着名的古籍版本学家，他对古籍收藏的态度对你是否也有影响?

　　辛德勇：我擅长补齐现在看起来可能算是散本的书籍，这个就是受黄永年先生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他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古籍版本学家，所以受他影响，我买书主要考虑资料的稀缺性和版本的独特性。这两年我开始注重一些特别重要的学术着作的早期版本、原始面貌，还是和学术有关，只是对它的外在形式关注得更多一些。不过我已经将近快二十年没有买这些线装书了，因为价格太贵了。我刚刚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价格还可以勉强承受，挑一些别人不要的，比如说经学研究书，当时没有人看，现在经学大盛，谁都在抢这些书。我买的主要是有能力的人不太关注的领域。

　　记者：你还是史念海先生的高足，两位老师的教学、治学风格有何不同?

　　辛德勇：人家说做学问和性格是有一定关系的，史念海先生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儒者，非常厚重。他不轻易对别人、社会的事情发表看法，写文章也是锋芒不外露。但我自己的性格和黄永年先生更接近些。黄永年先生不管是写文章还是谈话，都是快人快语，有什么想法就表现出来。但我的导师史念海先生对我非常宽容，他看出我治学的一些方法上和他有所不同，一直对我予以鼓励，希望我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努力做下去，为此我非常感谢他。

　　在黄永年老师的影响下，我逐渐对古代文献、古籍版本产生兴趣。他引导我重视的，首先不是知识，而是一个广阔的历史文献背景;另外就是文献考据方面，老师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在研究的具体环境中，更重视对一些关键时事、关键人物的考据。严格来说，黄先生也不是系统学习历史学出身，他更多靠的也是自学，这一点我和他相似。自学出身的人往往不受领域框架的束缚，在研究过程中也许视野范围就更开阔些，也更容易形成自己喜欢的方法。

　　记者：你的藏书中有没有你最珍视的一本?

　　辛德勇：我的收藏里，基本没有宋元本。我自己比较看重两类。一类是具有独特价值的，天下无二只有一本的，这样的书主要是清代史料。另外就是很多人关注的、比较重要的学术着作。我自己收藏了杨守敬自己批校的《水经注图》。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属于清代三大绝学之一，他是清代最重要的地理学家，形成了《水经注图》和《水经注疏》两部书。《水经注图》使一般人更直观地了解到《水经注》记载的古代地理。我收藏的是他自己批注的《水经注图》，在书出版后他自己在上面批改，一直改到他去世前两年。一本重要的名着，作者亲自批注本身就具有文物价值。进一步看，他的批注文字对比现在图书馆里收藏的有更多重要的更改，这样就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了。但像这样的书其实很少。

　　我的书绝大部分都是在北京的中国书店买的，到日本也买过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买的《水经注图》，很旧，页面破损很厉害，当时八册书一共两千元钱，现在看来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两万元钱都未必能买到。当时在店里遇到一个北京藏书家，他说买这做什么。后来隔了很长时间我又遇到他，才告诉他那书上有杨守敬的批注，他说那你可捡了大便宜了。

　　记者：书里有几篇谈到你在东京书市买书的经历，相比国内，日本的古籍市场和保存现状如何?

　　辛德勇：我在日本也到图书馆里看过，差别在于他们的开放。访问学者也可以很便利地出入书库，能借就借，到时间就还，他们图书馆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能便利地读书，不是为了藏起来不让人看。

　　书店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的旧书品相非常好。日本人一向非常敬重文化和知识，读书时轻易不在书上写写画画。而很多中国人，包括我自己，经常在书上标记，这种阅读习惯日本就很少见。所以他们的旧书和新书基本一样，干干净净，没有折角撕页、标注涂抹，有标记的书价格明显就会下降。日本战争期间和战后年代，书的用纸普遍不好，但都保存得整齐干净，日本人对书的爱惜让我感触比较深。

　　记者：想必你也结识很多书友，谈谈你与藏书界朋友们的一些交往?

　　辛德勇：其实我从来没把自己定位为藏书界的人，接触比较多的就是已经过世的杨成凯先生。他是我比较敬重的人，前两年去世了，很遗憾。他古籍收藏的程度在他这个年龄是比较罕见的，毕竟他是一个地道的学者，又是一个传统的版本学家，重视经典名着的早期版本。他自己的收藏非常广泛。

　　另一位就是复旦大学的周振鹤先生。他收藏的中西文化类的书籍，在国内可能算是地位非常高了。韦力先生也是我比较敬重的。他收藏的态度非常开放，乐意让其他学者使用他的藏书，但是我总不好意思打扰他，因为他也很忙。他本人温文尔雅，非常亲和。

　　记者：部分具有文物性质的、传世稀的古刻旧本，价格很贵，现在各地的古籍拍卖也非常频繁，怎么看待花大价钱买旧书?

　　辛德勇：我的看法大概分成两类。一类是真正有实力的收藏家，比如韦力，他只是自己收藏。有些藏书家会“进进出出”卖掉一部分书，再去获得更想要的书。但韦力不会通过卖书来买书。

　　另一类就是投资家，把藏书看作一种投资手段，我觉得本身也不是坏事。杨成凯先生活着的时候常和我大抒感慨，他说这些收藏家、投机家一点儿也不懂，好书都被他们买去了。我当时就笑着和他说你不要这样看，穷书生在任何时代都是买不起好的善本书的，近代最有名的藏书家黄丕烈，他不懂学问，都是请穷书生顾千里帮他考证。顾千里的学问是天下第一流的，但就是没钱买书，只能靠给黄丕烈写点东西来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是社会的常态。但有实力的人收藏了书，使书具有市场价值，保证书籍不受破坏，怎么说也是保护文化罢，总比把钱用来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更有意义。

　　现在老百姓都知道古书值钱了，商业社会有人通过投资的手段来促进书籍的流通，自然谁有能力谁就收到。但就目前来说，古籍散本和其他古代文物的价格在中国市场是远远低于它应有的价格的，古书的价格应该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